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形象

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高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工形象——五富。五富被迫走进城市,努力抗争命运的残酷,最后又被城市所吞噬。整部作品中,五富是仅次于主人公的一个重要人物,无论是其叙事功能,还是对主人公形象的映衬,还是对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表达、深化．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五富既是乡村文明的体现者。也是城市文明的见证者,是作品中唯一一个最充分地体现了双重文明的艺术形象。五富的身上寄予着作者对乡土文明的爱与痛、     

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

长篇小说《高兴》的高度,不只在于对农民群体在城乡社会真实生存状况的揭示,还在于对他们生命和心灵的感同身受般的关切,在于对盲目“城市化”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的尖锐批判。刘高兴是附着了贾平凹现实体验与人文理想的自觉了自身价值的新型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人性的弊病,体制的尴尬,文明的迷失。贾平凹举重若轻的叙事和语言的智慧更使《高兴》进入一个美丽的审美境界。     

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真实书写

《高兴》是贾平凹取材于当下现实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对五富、黄八等打工者群体命运的书写基础上，通过刘高兴这一另类农民工形象，探讨思考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和途径，从而使作品不仅呈现出与以往大量渲染苦难的底层写作不同的风貌，同时也成为记录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鲜活文本。     

乡土传统的两种想象和叙事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乡土传统走着两条道路，一条为诗性的乡土叙事，充满温情的忆念。另一条为批判和反讽，重在揭示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再现了清风镇乡民们的日常生活，沿袭着乡村叙述的反讽路子，揭示批判了农民身上的痼疾和问题，表达了农耕文明行将消亡的现实状态。《高兴》预示着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这部作品的叙事充满温暖，特别是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代表的拾破烂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帮助，成为一道温暖人心的风景。尽管他的外部环境冷漠冰凉，但是在人物生存的小群体精神依存上，依然让人感到了希望之光。     

从《高兴》看贾平凹对新农民形象的建构

长篇小说《高兴》是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贾平凹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经历了从旧式传统农民到新农民的变迁轨迹,在贾平凹小说《高兴》中塑造了异于传统农民的特质突出的新农民形象刘高兴,并赋予小说主人公以深刻的寓意。     

新时期的孤独者与飘零者——贾平凹《高兴》透析

进入新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把笔探入到弱势群体里。作为一个正面展示城市收破烂者生存状态的小说作品，贾平凹的《高兴》源于乡土立场，直接带领读者直面繁荣都市最底层的现实，正视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反映现代“文明”人性的冷暖和复杂，透视挣扎者的孤独和飘零。小说不仅仅在于关注当下的热点——展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之痛，更重要的是对刘高兴这个挣扎者性格的展示、精神的透视和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在城市中位置的寻找。     

没落的农民身份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对当代农民的命运以一种新的关系（视角）即农民与城市及由此生成所谓的农民工的尴尬身份进行原生态写真，及时还原了当代农民在传统身份（及其内涵文化）没落之后生存处境的尴尬、艰难和精神困境。《高兴》是贾平凹继《废都》《秦腔》之后再次对时代情绪深度把脉并给与准确传送的“社会记录”的写实之作。     

刘高兴：迷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刘高兴是贾平凹新作《高兴》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在贾平凹农村人物形象中，具有新意。这一形象的塑造，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值得斟酌之处。但无论怎样，刘高兴形象都折射出贾平凹思想感情的迷惘。贾平凹的迷惘，可以引发对身处的时代、人生、人性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这是《高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隐形的对抗和拯救的圈套——重读贾平凹的《高兴》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洪流中,以农民进城为叙事架构的贾平凹的《高兴》也被视作底层叙事的重要收获。不过,从小说对主人公刘高兴进城原因的超然选择到拾荒者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设定;从以拯救为目的的故事原动力到对城乡关系裂隙的缝合,都显示出贾平凹超越性的价值寻索和审美诉求。尽管故事最终以五富的死亡为终结,但毫无疑问《高兴》已经与底层叙事纯粹的苦难展示、悲情控诉划清了界限。     

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心路历程

贾平凹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乡村文化是他最主要的写作资源。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位"在路上"的作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漫长道路上。虽然贾平凹较早地走进了城市,但他走进城市时把心遗留在了乡村,只要他的身心相异的状态没有改变,他的精神实际上就仍处于"在路上"的流浪状态中。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的变化,也暗含着作者本人面对城市的思想变化和情感变化。是从乡村旧文人形象到底层农民工形象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贾平凹对乡村精神的体认发生了从精英到民间的变化。     

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力作，是其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笔者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从刘高兴的肾、高跟皮鞋、箫和名字四个方面入手多角度地分析《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一个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从《高兴》看贾平凹小说风格的新变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了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小说的主旨在探讨离土的农民，如何在城市扎根。《高兴》是一部标志着贾平凹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小说，它没有像《废都》《怀念狼》甚至《秦腔》那样，继续他的颓废、挣扎和怀乡，而是掉转手眼，通过褪尽铅华、隐去技巧、简约而索朴的叙述，宽容而微笑地捧出他对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下层人的柔软和温暖；《高兴》体现了贾平凹从尘世挣扎和心灵搏斗，走向了顺乎自然的静观，脱去了纷乱变形的精神意象，走向了清澈而唯美的简约写实，实现了对他早期朴素创作风格的超越式的回归。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魂之利刃：城市日常生活的另面——评贾平凹的《高兴》

贾平凹《高兴》这部小说通过对城市拾荒者这一特殊人群的生活写照，不仅真实地呈示出富足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另面贫困，而且透过农民工噬魂的遭遇，有力凸现并发掘底层农民工充满盘诘的精神困惑，从中表达作者对中国当下现代化语境中农民的真切关怀与城乡关系问题的深切思考。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