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文学观念·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曹丕文学理论三题

本文将曹丕关于“文以气为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审己以度人”的文学主张化解为“文学观念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批评论”三个命题来研究。认为曹丕文学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使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其历史意义自当不可低估，其现实意义亦不容忽视。     

三曹三辨

本文对于钟峰《诗品》及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扬曹植贬抑曹操、曹丕的评价进行了辨析，根据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四言诗创作、曹丕的文学思想及其各种新体诗创作、曹植在逆境中的发愤为诗，认为曹操诗以气胜，有英雄气；曹丕诗具唯美倾向，有公子气，文士气；曹植诗则有郁结不散的不平之气。又进一步指出：冲决儒家思想的桎梏，气夺群雄而开一代新诗风，此功非曹操莫属；开导文学自觉意识，发展新的诗歌文体，当是曹丕的不朽业绩；以其特殊的境遇而创造了领袖一代的杰作，则要首推曹植了。曹氏父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全方位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向前发展，后人应对他们作出不失偏颇的全面评价，才是公正的历史态度。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革命性

左拉是19世纪末欧洲文坛巨匠,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的提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何认识评价他的这一理论,就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主要从文学观、创作理论及创作表现三个方面论述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革命性,以揭示其文学理论的本质。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鲍照赋美的追求

在六朝文坛上,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创作了大量的赋.这些赋作反映了鲍照的思想和情感,也体现了他对文学之美的执着追求,呈现出追求险俗新奇、色彩浓艳鲜明、意境含蕴深远等美学特质.     

伦理学还是美学芽——梁实秋对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探索

1937年,梁实秋挑起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次美学论争,他以伦理学为文学批评的皈依,强调文学应关注人生,反对朱光潜将美学运用到文学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就是形式美学,不能实现价值意义。他的观点与周扬提倡的左翼新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左翼新美学的经世致用式的现实功利性追求也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兼顾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     

曹丕的文学价值论及其创作动力论性质

曹丕从经国治世之功用和个体生命之存在的角度考察文学价值,提出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既可经国治世,又可使个体生命延续永恒。这种巨大价值使文学创作能满足作家的超越性需要,从而构成了作家创作的巨大动力。     

黑格尔美学思想对民族文学理论的启示举隅

民族文学理论是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艺术追求、文本特性及特征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不同于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也需要来自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作为借鉴的资源,在这样的视野中,重读黑格尔的《美学》,能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民族文学研究,一是黑格尔辩证法对关系的重视可以纠正当前民族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单边”局限;二是黑格尔对自然美的重视进而体现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启示我们关注民族文学中的自然观、生态观;三是黑格尔提出的文体“变种”的思路有利于我们思考少数民族文体特殊性及其相关问题。     

文论元范畴“气”的生成与泛化

"气"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之一。从魏晋到唐宋,"气"由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衍变,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充分展开。文"气"范畴涵盖了文学的本源、创作主体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及创作主体气质才性、精神意志对创作客体的投射贯注,从而形成创作客体的审美特质等诸多方面。文"气"范畴自确立始便开始了审美泛化的历程,形成以气为核心的范畴群,任何关涉创作主体、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关系、变化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衍生出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气范畴,泛化无穷,具有着无限延展性、包容性、浑融性、模糊性。     

评罗布－－格里耶的“视觉主义”

视觉主义是法国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提出来的创作原则,它扬弃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继承了福楼拜冷静、客观的文风,有着独特的内涵铲除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建立以视觉目标为主的物本观;反对隐语的表达方法,主张感情零度的语言介入.格里耶的美学追求价值主要在于利用视觉的阻力,达到陌生化效果;采用感情零度的话语姿态,达到嘲讽的艺术魅力;追求客观的极限,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艺术本质观,在某种程度上讲,同样是在表达人类深层的心理事实.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在先锋派文学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台湾郑树森、周英雄的文学论著评析

郑树森谙熟中外比较文学,以严谨踏实的治学方法成为台港地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翘楚。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上,他不仅反对不要理论指导和不上升到理论的实证主义,而且反对沙文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错误理论。周英雄的比较文学研究,其成绩突出表现在首次独立完成结构主义的研究专书《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他不仅致力于把结构主义等新方法及国外的批评理论引进台湾文坛,而且还亲自作示范,即用李维史陀和雅克慎有关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去研究中国文学。     

论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意味

曹操诗文具有浓厚的死亡美学意味,这形成其作品"清峻通脱""古直悲凉"的审美风格。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意味主要体现在他前期的时事诗及后期的游仙诗中。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汉末战争及瘟疫流行造成民众的大批死亡,楚地悲情之风以及汉乐府体制对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亦具有重要影响,而儒家、道家及道教死亡美学思想亦影响了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曹操在诗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死亡美学意味,不仅直接奠定了当时整个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审美基调,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创作及中国人基本的死亡美学态度。研究曹操诗文中的死亡美学意味,具有重要意义。     

海瑞的文艺理论及其文学价值观

海瑞不仅是回族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文大家，而且在文艺理论上也颇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文学应表达创作者的真情实感，推崇刚正不阿的凛然之气。他的文学价值观受儒家重“立德”“建功”、轻文学的影响，又受到曹丕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启发，将文学列入“不朽”的范围。     

《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初探

刘勰是我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虽然留下的文学作品不多,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这部巨著中,它总结了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历代创作经验,建立丁系统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     

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异同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全盘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并结合日本的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现代文坛中的文学大潮.法国和日本自然主义虽然都强调文学要客观、真实、自然地表现社会和人生,反对文学创作的典型化,主张隐匿作家思想情感倾向,注重人的生物属性,极力渲染人的生理、遗传和情欲,但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无论在文学的题材内容、思想倾向,还是在艺术审美价值上,从理论阐述到创作实践,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论刘桢的文气说及文学实践

刘桢在文学理论上的重气之旨曾得到刘勰的重视。刘桢文气说不仅早于曹丕,而且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原创性,并深刻影响到其创作＂文最有气＂风格的形成。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