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埋藏坑出土的诸多青铜面具,均是人面"纵目".这种"纵目人",是寻找古蜀国踪迹的重要依据.分析及比较学术界的诸多观点,并结合大量实地考察后我们发现,"三星堆纵目人青铜像"属古蜀国氐人,其遗族可能是至今生活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的白马氐人.他们在语言、服饰、舞蹈、婚俗等方面与藏人迥异,而同古文献记载的氐人的习俗相同.另外,白马氐人的面目特征和白马人祖传的"曹盖舞"三目神面具都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纵目特征非常相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古蜀国的蚕丛、柏灌、鱼凫是氐人部落中的一支--白马氐的先祖.     

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升腾之象”

三星堆文化的造型艺术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巫术祭祀的活动、“神人交通”的主题,所以其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人像群等器物或在外观形式上,或在传达的宗教内涵上都表现为一种“升腾之象”。     

巫术研究的一个误区——弗雷泽“巫术时代论”与中国的巫术研究

“巫术时代论”是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关于巫术起源、发展规则的一个错误假设 ,该理论认为 :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要依次经历三个智力演化阶段 ,即“巫术时代”、“宗教时代”以及“科学时代” ;巫术必须而且仅仅产生于“巫术时代” ,有史以来的诸多巫术现象则统属史前遗留。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这一错误理论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蔓延 ,近年来尤呈愈演愈烈之势。重新审视学术史上这一“公案”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对于严格学术规范、推进巫术文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

2002年一次旅游的机会,我和老伴驻足成都,专程奔赴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了震惊世界的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三星堆”中国古蜀文化。三星堆博物馆距成都约80公里,北临鸭子河,南面是三星堆古蜀文物发掘地一号坑和二号坑。博物馆外观建筑呈圆锥古堡式,馆内从一楼到三楼,形似海螺状,旋转前进。每个室内都陈列着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陶器等各种出土文物。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三星堆古蜀遗址最初的发现纯属偶然。早在1931年春,当地一村民因溪流淤塞灌溉田地不便,车水淘浚时便发现过一批玉石器,消息传开曾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     

三星堆边璋图像与古蜀记事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边璋,正反两面有四幅相同的五层图像,图像上部第一、二层表明巫师施法动机,迫使山水之神低头,消灾弭祸;下部第四、五层表明对自然神施法须用的装束、体态和全套法器。可见边璋相当于巫师的文书档案。巫文化中手势具有重要作用。图像中巨手压抑大山,意在对山神既崇又压,软硬兼施;下图代替巨手的牙璋插在山坡处,也发挥压的功能,并非祭祀之意。而象牙的巫术功能,是企图使洪水淹没区干涸。牙璋和象牙,分别是弓鱼族巫师镇山和镇水的法器。三星堆有圈手铜人,金沙遗址、宝鸡茹家庄也有。根据这一手势特征及其他线索推测,殷商中晚期三星堆蜀人开始往成都迁移,以金沙为都城;在西周时被封为伯,向渭河南岸迁徙。     

萨满面具类型刍议

萨满面具是指萨满在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丧葬和狩猎巫术等神事活动中佩戴和使用的面具,以及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供奉的作为神灵载体的面具。对面具进行科学的分类,是研究的基础。面具的功用为分类标准,同时考虑到面具的质地、造型等因素,可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狩猎面具、跳神面具、供奉面具和丧葬面具。     

三星堆铜人像功能考

类似三星堆铜人那样的铸造物,上古就有,从功能方面看,可分为告诫性、纪念性、神秘性几种,三星堆铜人应属后一种.从铜像的"层目"、"圈手"和戴有面具可知,应是实施傩文化法术的工具.傩法主要用来驱鬼祛病,适合当时成都平原洪涝成灾、疫病常发的情况.     

“三星堆”与彝族文化

“三星堆”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经过专家学者研究以后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造型奇特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格格不 入,而与同属一域的彝族文化牵强可言。目前“三星堆”族属仍是一个谜,就近年有关专家学者对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古文化探 讨基础上说说浅识。     

试论三星堆玉璋图案的意义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Ab形玉璋,标本号为K2③:201-4。器身有上下两组崇拜对象的图案。每组含有五幅图案。笔者自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一、部族的服饰,二、对天体——日、月、星的崇拜,三、山峦为生产基地,四、图腾崇拜等。说明三星堆的部族成员,不仅奉行自然崇拜,而且也进行祖先崇拜,也就是对山羊图腾的崇拜。     

谁在收藏中国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9月17日至11月2日,国家博物馆与天津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国家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此次“国家宝藏展”共有57件套（73件）藏品展出,汇集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精华,包括流传曲折的国宝文物四羊方尊、曾频频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中的顶级文物“虢季子白盘”、史前的“人面鱼纹彩陶”、奇诡的“三星堆突目铜面具”等旷世瑰宝。这些国宝是中华民族干百年来智慧的结晶,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     

爱药与恋爱巫术

一、神秘的恋爱巫术在形形色色的巫术中,有一种称为“恋爱巫术”,而在这种巫术中,又有一种足以施放“爱药”为条件的巫术。我们从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发现,这种恋爱巫术不仪历史悠久,而且世界七的许多民族和部落都曾经存在过,有些民族和部落目前仍在秘密使用。     

铸人象神与三星堆文化的张扬之美

三星堆文化中最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最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是其风貌独特的“人像群”,目前研究者认为它是出于巫术祭祀的宗教目的、服务于神入交通的主题的看法并未揭示其更深层次的意蕴。从其表现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考察,“人像群”还意味着古蜀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是古蜀人用人的尺度建构艺术世界,通过人物造型的艺术符号借神扬人的尝试。人的张扬是潜藏于“人像群”中的理性内核,使之在审美风貌上表现为“张扬之美”。     

面具的界定和分类

面具是一种世界性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我国古代文献将其称为□头、假面、套头和大面，民间则称之为脸子、面壳和鬼脸等。作为一种人类美学意识凝固而成的物化形态和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面具被广泛运用于狩猎、战争、巫术、祭祀、丧葬、乐舞、戏剧、镇宅、装饰和各种民俗活动。我国是世界上面具历史最悠久、面具品类最丰富、面具流传最广泛的国家之一。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面具相较，我国的面具在形制、质地、造型、功用、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本文对面具的界定和分类，主要系针对中国面具而言，未必完全适用于…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晁天义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关于巫术文化的讨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J·G·弗雷泽“巫术时代论”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的不少古史研究者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无一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化精神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重现实而轻玄想”。在这…     

艾青说:孩子是他送我的最好的礼物

窗户上那双眼睛1955年,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会址在东总布胡同22号,那是个大宅院。我们每天都在小楼下做工间操。有一天,我发现在二楼的窗户上,有一双眼睛。第二天,再做操时,那双眼睛又出现了。第三天我换了位置,那双眼睛也随着我移动了。他是谁?为什么老盯着我?我暗暗地想。一天,楼上走下来一个人,我问关木琴:“他是谁?”关木琴说:“你不知道吗?他是艾青。”好一个“庞然大物“!这位诗人,完全不     

试论傩堂戏的复杂性——以德江傩堂戏为中心

傩堂戏是由歌唱(诗)、音乐、舞蹈、面具、服饰、道具、巫术等一系列要素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复杂整体.傩堂戏的复杂性,既表现在傩堂戏的仪式和信仰上,也表现在傩堂戏的戏剧形态上,还表现在傩堂戏动用的手段上.傩堂戏复杂性的形成,是傩在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思维或行为方式,是长期适应性累积的结果.     

“三头凤”绣纹图案的文化解读

本文阐述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绣纹图案中,“三头凤”绣纹的文化内涵。文章认为,“三头凤”绣纹是上古神话中“离珠”、“琅王干”的原型,其组合关系体现了相关神话的内在结构,其宗教巫术功能表现了楚人执著的生命意识     

“比”之原始

前人对《诗经》表现手法之一“比”之研究,皆言及“比”与“物”的联系。“比”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方能产生：１．“彼物”与“此物”之间类似点的寻找,２．“彼物”与“此物”之间联系的建立。而这种类似点和联系是在原始巫术观念中确立起来的。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类比,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相似点的基础;巫术实践中“联想”的错误运用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想象,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进行联接的基础     

试论三星堆宗教的内含

三星堆文明博大精深 ,谜障重重。考古发现表明 ,在三星堆一带已有相当程度的等级区分、宗教遗存。在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国家组织的变迁过程中 ,其主要宗教形式为体现生者血缘关系的祖先崇拜。三星堆出土大量带有商文化特征的器特表明 ,其主要崇拜对象为“远祖” ,主要宗教观念是“返古朔本” ,主要思维特征为神灵思维。以铜器为代表的三星堆文物 ,就其器型、纹饰而言 ,其基本造型来源于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基本母题 ,与“物我混同”原始思维相对应 ,呈现出神话宇宙观古老遗存符号的特征性。     

人格面具膨胀的启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符号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性形象,鹿子霖是一个代表着中国近现代交接点上市侩实用主义的符号性形象;白嘉轩以他“神像”一样的君子型人格面具换得世代族长的德高望重,鹿子霖则以他“鹿乡约”的人格面具换得人前风光人后风流。但在本质上,二人都是人格面具膨胀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象征了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悲剧历程,具有个体人类学的符号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