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     

文化记忆视阈下央视春晚35年的影像表达

文化记忆理论作为记忆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回答了以时空逻辑为线索,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承等一系列问题。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从时空维度、传播载体、媒介功能、权力符号建构诠释了文化记忆理论。本文在文化记忆理论的观照下,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内容表现和传播途径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央视春晚举办35年以来影像表达的动机机制、生产语境、历史沿革和内容文本,考察当下央视春晚生产传播样态的转化,旨在为影像民族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可参考的路径选择,丰富我们对于广谱记忆理论总体上的理解。     

论网络时代“萌文化”的视觉化传播问题

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将产生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更是推动了一种图像文化的传播。高度视觉化已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当下走红于现实与网络之中的——"萌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以图像传播为主的文化。为了探析这种网络中的图像文化,通过对网络中出现有关"萌"文化现象的文本分析,在图像传播伦理影响下,分析这种文化的传播特点,思考这种图像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嬗变。     

元典如何记忆：中国文化元典的数字记忆构想

文化记忆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备跨越历史时空的穿透力。中国文化元典正是将中国原创的古典智慧凝结成系统性、深植性和可塑性的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延续的精神命脉。在数字力量的驱动之下，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要素在已有基础之上将深化整合，元典价值的重现将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多方面拓展出新的可能。历史上的元典文献、资料、图片，以及与元典相关的碑刻、建筑、雕塑、艺术品等可通过数字化迁移形成“经典文献记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元典文化，如国学修习、风俗节日等可通过数字化的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形成“活态传承记忆”;网络空间中直接生成的元典数字信息及相关的记忆实践，例如社交网络中的经典赏析、记忆征集、分享互动等，则可通过一定的信息保存机制和互动传播机制构建“数字原生记忆”。随着大众媒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演进，曾经以人为主导的数字媒介逐渐过渡到以数据驱动的新型智媒阶段。智媒平台所具有的数据整合、自动化生产、精准传播等功能，可为元典的数据存取、知识呈现、可视化表达等实践提供更具关联性、延展性、智能性的记忆图景，既能成为元典数字记忆再造的关键路径，也从另一...     

族群记忆的影像重构——羌村镜语：从《羌笛颂》到《尔玛的婚礼》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羌笛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描述了有关民族解放的族群记忆。以金坦密、沙格甲为代表的羌族民众与以董永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构成了被拯救者一拯救者、拯救者一被拯救者的互补关系。而21世纪初拍摄的《尔玛的婚礼》却把民族解放经典叙事消融在族群个体生命体验之中,讲述了当下一位羌族女孩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全球化经济大潮对羌族文化的冲击和羌族人民对族群文化环境的忧虑与困惑。两部电影从二元对立到多元融合的叙事嬗变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族群记忆和个体体验的不同向度上,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地展示出古老的羌民族历史、文化、生存环境、民族习俗和族群情感。     

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

数字媒介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信息编码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印刷媒介基于物质符码,电子媒介基于模拟码,物质符码和模拟码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着极大的时空局限性。数字媒介基于非物质性的比特字节,这使得数字媒介具有超越时空性、互动性和虚拟性等特征,因而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就能够很好地超越地域限制、减少误解和场景制约。但是,数字媒介信息编码的非物质性也为传播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是一种在虚拟环境中的交流,虚拟环境在为交流参与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约束性的丧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沦为话语的游戏;其次,通过数字媒介的交流是一种身体不在场的交流,虚拟空间将交往参与者的身体隔离在屏幕之外,这使得数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语言表达;最后,由于数字媒介的虚拟数字传播环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语境文化的推广,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的危险。     

媒介文本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现象解析

媒介文本的跨文化传播过程是媒介文本的意义在异质文化间流动的接受过程,意味着话语文本在一种文化系统中编码,而在另一种文化系统中解码,其所遇到的现实挑战主要体现为文化差异,从而使得媒介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遇到交流障碍或者产生文化误读甚至是文化偏见.分析探讨了文化差异在媒介文本跨文化传播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认为如果要提高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就要正视和了解文化差异,调整媒介文本的叙事策略,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下受众的理解习惯,以适应受传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实现积极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论短信文学的传播伦理与审美新质

媒介嬗变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由此手机短信作为新的媒介方式传输当下泛文学文本,加深了媒介与文学的互律互动.短信文学的媒介化生成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并通过新型传播伦理催生出文学的快餐创作以及修辞策略,进而使狂欢娱乐成为民间语境中大众消费的主导审美趣味.     

浅谈互联网情境下的政治媒介传播

信息传播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多元化的媒介。从最原始的口头传播到以纸为载体的书籍和报纸,再到依靠电波发送信息的广播,乃至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电视和新媒体,媒介的发展拓宽了公共领域的范围,更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而媒介形态的变化也对政治信息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探寻内隐集体记忆的隐藏力量

在过去数十年,记忆研究领域关于外显集体记忆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除了外显记忆这一维度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内隐集体记忆的隐藏世界。这一隐藏世界的要素包括典型叙事、刻板印象、框架建构和世界模型。为了形塑新形势下的认知和行为,这些要素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常常被无意识地在代际间传播和继承。在此意义上,内隐记忆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富有力量,但它又难以追溯。因此,现在是整合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文学研究、媒介研究和记忆史研究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了。     

印刷媒介数字化与文化传递模式的变迁

人类文明史上经历过多次重大技术变革,每种新技术对媒介发展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手机报、数字期刊、电子书等诸多新媒介形式代表着印刷媒介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报纸、期刊、图书的固有形态,同时也重新塑造并改变了人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研究新媒介对人们的诸多影响时,可发现它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述的社会文化模式之转变有着惊人的吻合.印刷媒介数字化的发展,使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不同于前一代,这正体现了后喻文化的"反向社会化"过程.后喻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递模式,在于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总是取决于具有颠覆传统思想和观念的人.文化传递模式的变迁又进而影响着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     

简易数字存储器示波器研究

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简称DSO)是用于示波器前端的利用单片机和CPLD制作的数字存储设备,它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相连,分析复杂的瞬变信号。将待检测的模拟信号经过A/D变换后,变成数字信息并存储于数字存储器中。待需要显示此信号时,再从存储器中读出,经D/A变换器重新转变成模拟信号送入示波器从而显示在示波器上。     

浅谈数字新媒体对中原经济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

中原经济区建设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时机,以数字新媒体为依托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新媒体在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产业结构、传播手段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新方向。     

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特性及其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通过对社会化媒体信息特性的分析和探讨,总结其在信息内容和信息传播上的特点,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化媒体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     

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

私密话语进入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首先，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导引；其次，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的进化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与国家文化新基建的发展驱动了以数字文化体验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新范式,因而产生了革新文化消费渠道和场景、创新智能文化装备制造、打通异构文化数据资源库、完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等亟待解决的产业发展新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要求立足产业内部视角,打造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文化智能装备制造、文化创作开发、文化数字化治理、文化创客协同等五大引擎。文化产业的外生协同需在文化消费营销创新、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点发力,要开展跨界、跨学科、跨组织的循环互动,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内外双循环驱动的创新机制,灵活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     

数字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以寿县抬阁肘阁为例

现如今非遗文化的一般传承与发展已不能满足大众需求，数字媒体艺术的融入让传统文化融入了多元化价值观念，在保证非遗文化价值的同时进行融合与创新。以寿县肘阁、抬阁艺术为例，结合数字媒体艺术的新兴理念，分析肘阁、抬阁艺术价值和传承发扬新路径，探究现代社会肘阁、抬阁艺术乃至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艺术表现形式，促进数字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的传播。     

书写、场域与认同： 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

记忆研究以其独特的时空属性、文化张力和社会关怀,成为21世纪国际人文社科多个领域的关注要点。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散的状态。现有研究表明,在记忆生成的意义空间中,文化记忆或作为本质性问题出现在回溯原点,或作为建构性力量作用于过程,或以具象符号凝聚于终点,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是一个意义凝聚、生成并解构的循环阐释过程。我国文化记忆研究总体呈现出跨学科互动的研究态势,并随着新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域。未来可以在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拓展,并逐步实现本土文化传统记忆理论的深化。     

媒介、文化、身份--麦克卢汉思想映照下的当代媒介与文化转型分析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或任何技术都将改变人类活动的规模、进度或形态①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Die magischen Kanäle, 1968, pp.22.。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媒介本身的文化意义,而非媒介传达的内容。这为传统上认为媒介非中立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媒介是对应于特定社会的文化模式的,因此此社会中的媒介的形成与分布也就不是偶然的。文章将首先具体探讨麦克卢汉此观点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面对跨越国家及社会制度的数字媒介全球化传播及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化进程,媒介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接下来,作者尝试联系文化和公民来对当代数字媒介传递的信息作出解读。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