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精准扶贫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作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政策预期目标的有效途径,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政策工具应用情况,为转承的乡村振兴研究提供支撑。基于2015—2019年111份精准扶贫国家政策文件,构建X政策工具维度、Y扶贫领域维度、Z扶贫价值链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完成,呈现立体网状结构;政策工具运用重心向能力建设型工具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仍使用过溢,自愿性工具严重不足;在扶贫各领域方面,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社会保障领域响应最多;脱贫致富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公平正义则是根本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在精准扶贫乃至转承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应用上的对策和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创新逻辑与实施要点——基于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框架的启示

西方国家既有实践证明,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而2020年之前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完善阶段。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IRT)框架理论因系统性强、实践适应性广,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好的乡村发展工具,可为我国发展乡村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同阶段的发展侧重与协调重点。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创新必须尊重本土制度框架与文化逻辑,立足我国国情与乡村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之路。论文因此提出3阶段创新方向为生态引领-上下共创、村民为本-内外共赢、文化为根-主客共生。最后,从整体性、地方性、维度性、阶段性、可测性、主体性角度归纳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与实施要点。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生态治理在价值理念、行为主体、技术支撑、生态产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系统困境。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突破困境,从以绿色理念引领农村生态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五个维度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理念、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的生态化转型,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尽早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     

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与对策

数字化通过乡村整体价值提升和乡村数字生态系统构建内外机制,释放多重功能效应。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实施路径。在加快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要浸润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观念、培育多主体协同发展模式、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包容氛围、制定科学建设规划、强化多样化人才支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研究——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乡村文化振兴是解决城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作为指导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文本,中央一号文件中沉淀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指向,也是党中央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遵循。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框架,借助 NVivo 12 Plus 质性分析软件对1982-2023年间共25份中央一号文件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政策存在基本政策工具应用全面但结构失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素分布不均、政策工具与目标要素融合程度不够等问题。未来应优化基本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平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素分布、推动政策工具与目标要素深度融合。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工具的问题检视及优化方略——基于麦克唐纳与艾莫尔的分析框架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育民生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建立“乡村教师政策工具分类(X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Y轴)”二维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教师政策进行系统考察和计量分析，将有关政策内容划分为师德建设、师资补充、生活待遇、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城乡流动、能力素质、荣誉制度八大主题，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改革型和劝诫型五大类型。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体系初步确立，但部分建设领域政策供给相对缺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颁布乡村教师政策，但参与主体聚类形式单一；政策工具组合类型多元，但系统化协作程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重心迁移，但命令型工具的使用仍旧过溢。优化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应该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领域，完善政策供给体系；协同多方主体参与建言献策，实现决策正向“激励相容”;依循“整体-部分”建构理路，促进政策工具配置系统化、科学化；强化政策工具监管评估，兼顾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地方特色文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探析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围绕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展开研究,符合乡村振兴、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客观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运用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逻辑,可以引申、推导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以及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对应性。地方特色文化之所以能助推乡村振兴,在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和两者间的多重价值契合。在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发展及其嵌入、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整体性,牢固树立乡村大文化观、全面振兴观,构建系统完善的文化开发嵌入机制和体系,最终优化乡村振兴效能。     

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价值研究——以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牧养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活态性、复合性、系统性等特征的文化系统，融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于一体，其多元价值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动力。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牧养系统对于遗产地乡村振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态、文化和产业等三个方面。乡村生态振兴方面的价值，主要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和促进生态圈中的养分循环等。乡村文化振兴方面的价值，主要包括帮助牧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推动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价值，则是乌拉特后旗在戈壁红驼牧养系统的保护与利用中，探索出了一条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构建了戈壁红驼牧养系统产业体系，通过戈壁红驼相关产业的融合协同发展，为遗产地的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支撑，而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高质量推进还能促进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等方面的实现，从而整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湖南省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财税政策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中之重,财税政策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省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财税政策研究,立足湖南省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在对现有财税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剖析了财税支持政策的不足,并围绕湖南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需要,从职能定位、政策统筹、精准施策及保障效率等方面提出构建财税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议。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     

乡村人才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乡村人才振兴为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智力支撑，但存在着乡村人才数量不足、人才结构不完善、人才专业化程度低和人才引进难、流失严重等现实困境。培育本土新型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回流，鼓励社会人才投入乡村建设，成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路径。为此，应当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机制保障、加快产业发展，统筹推进人才部署、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活力、吸引人才回流。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农村消费与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1个省份为样本,根据“五位一体”的政策理论,选取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旅游生态与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政府推动与监督管理、旅游经济与居民收入5个条件变量,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区域差异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路径有4条,可以归结为3种发展模式：文化价值共享模式、产业提质协同模式、创新资源激励模式;非高水平发展路径有3条,且非高水平发展路径并不是高水平发展路径的反向表达;西部省份拥有更加多元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的条件组合则是中东部省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需注重区域差异,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协同互动,打造更具特色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生态振兴：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绿色路径

发挥生态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重要支撑功能,实现民族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既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转型,契合了马克思物质变换逻辑,又能满足解决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过渡时期,武陵山民族地区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既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同时还面临着扶持政策衔接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生产方式转换难和生态文化传承难等现实问题。针对上述情况,在实施乡村振兴规划中,武陵山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应立足本土自然生态空间与乡土文化场域,持续发挥生态文化的禀赋优势,从制度引领、产业衔接与技术创新等维度构建生态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及系统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乡村生态振兴是民族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从理论维度看,经济增长理论、精神生产理论和生态正义理论为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通过聚焦自然资源的财富属性促进经济发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生态文化的精神产品生产与再生产,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构建,促进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从实践维度看,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面临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文化传承、生态组织管理、生态主体协调、自然环境安全等诸多挑战。未来需要树立系统治理的思维方式,注重前瞻规划,坚持全局意识,促进多元协调,实施整体推进,以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质增效,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多元价值

目前,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复兴已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和挖掘其内在功能和价值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元价值,并具体表现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产业兴旺,拉动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繁荣乡村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明;以及优化乡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政策协同视角下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两者的跨界复杂性和多元综合性决定了其衔接过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从政策协同视角来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与协同理论相契合,其政策供给目标、政策供给方式和政策供给内容等方面在多个维度和层级都具政策协同性。因此,以政策协同为分析框架,从政策协同的内容入手,做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从政策协同的方式入手,统筹推进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从政策协同的机制入手,构建好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以此探索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     

习近平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的三维解读——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面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既是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是乡村振兴的短板弱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农村生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深刻回答了乡村何以生态振兴、如何生态振兴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习近平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本文从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面向三个维度对这一重要论述进行系统解读,揭示其在理论、历史和实践维度的生成逻辑,从价值支撑、道路选择、推进原则和根本立场四个层面厘清其理论内涵,并深刻阐释其面向空间价值、生态系统和农民福祉的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