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德教的实现路径

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与思想存在着剧烈的变化,这是历史不断发展进化的结果.就思想而言,西周所宣扬的德不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且也是一种价值本体.天与德的合一,既是周人对自身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也是对统治秩序的理性诉求.当然,这种精神需要一定的形式渗透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德教作为精神的实现形式,就成为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西周德教尤为简捷的形式便是话语和言辞,其次是祭祀、礼乐、刑罚等规范形式,而其落脚点在于敬德保民,以便维护自身的统治.这表明,周人思想中已有人的发现与觉醒,对先秦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享先代帝王礼与北宋帝王观——以太祖时期祭祀对象的调整为中心

享先代帝王礼为中国古代吉礼之一，其享祭对象之选择，彰显礼制建构者对帝王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宋太祖时期此享礼经历调整，至开宝四年定型。礼仪根据帝王的身份和功德，对祭祀对象进行选择和分级。这反映了宋朝的立国背景，同时体现了统治者对“大一统”“开国创业”“长久统治”帝王功德的推崇。     

试论祭礼与《诗经》中的祭祀诗

在古代政治活动中,祭祀成为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祭天之礼是王朝大典,一直受宗周统治者的重视,祭祀作为古礼的最重要的来源,从根本上奠定了我们处理天人、人人关系的基本观念然和思想。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原则。祭祀诗的出现与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密不可分,祭祀诗是人类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祭祀诗的具体内容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完全是由宗教观念的特点和祭祀活动的地位所决定。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祭祀诗都包括在《诗经》中,可以从祭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祭礼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研究这部分诗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周礼源自周初政治实践说

周礼作为西周制度化的理论成果，应与周初统治者化解现实危机，解决社会矛盾，建构宗教政治认同的执政实践有关。西周立国之初，由于武王杀伐过度，引发了殷遗民的对立与反叛，酿成了内外交困的“大艰”政治危机，使“作新民”成为周初最大的政治。周公营洛邑以移顽民、迁九鼎以祀上帝、称殷礼以升文王，成功建构了殷遗民对周王朝的宗教政治认同，周礼的宗教基础、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形成。周礼虽然也因循了不少殷礼的礼仪形式和准则规则，但本质而言，周初政治实践才是周礼的真正来源。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锡命制度与周王“正统”及“天子”信仰

锡命制度是周天子封建诸侯、命官赋职、赏赉有功等活动时所举行的隆重典礼。周王锡命并非一种简单的仪式性制度,而是周人统治思维的反映,它渗透着西周的深层伦理价值观念。周天子正是通过锡命礼的伦理定位与价值操演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认同与精神信仰,进而凝聚成"一心辐辏"文化传统与价值思维,从而将姬姓与异姓诸侯(王室与天下诸侯)抟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政治实体,推而建构出"天子—守臣(诸侯)—陪臣(卿大夫)"政治结构。它不仅与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之制相辅相成,而且是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诸侯邦交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源头。     

先秦时期的山川崇拜

山川崇拜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巫术，原因是巫术中的山川有通达天地的功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山川祭祀始于传说时代的舜，最初的山川神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由英雄的氏族或部落首领转化而来。商代山川神灵具有与农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有了社会属性，山川崇拜是商人重要的宗教活动，其中河（黄河）、岳（嵩山）地位尤崇。西周时代对山川崇拜进行了等级化、制度化改革，使之成为全民共同信仰的一般神灵，自然属性减退，社会属性增强。春秋、战国时代更加强化山川崇拜的政治教化功能，虔诚的宗教情感让位于世俗的功利目的。一方面山川崇拜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山川神灵开始人神化，如河伯、西王母等，若干山川神灵开始仙化，成为后来道家神仙文化的源头     

赛戏假面仪式考

古老的赛戏仪式源于蜡傩祭礼的传统,面具装扮发端于祭祀礼仪的假面舞蹈和假面戏剧。作为神灵依附的载体,面具是重要的象神之物。在赛祭和脸戏、队戏演出中所执仪物竹竿子,也就是赛戏砌末里的竹扫帚,其作用相当于"掌竹"、"前行"。这些我国古代宗教祭祀观念的历史遗存,至今仍保存于晋北特定地区的宗教民俗活动中,也清晰地表现出赛戏作为傩戏的独特面貌。     

周代历史理性崛起的文化前提

中华民族历史理性的崛起发端于周代。历史理性之所以在周代崛起,除了统治者提倡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文化因素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神道设教":在周代披着宗教神学外衣的"神道设教"除了向世人灌输的迷信观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大量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列入祀谱,以推行教化,它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理性。二是周人对典策的高度重视:周代典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政治管理经验,它在周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举凡重大事件,统治者必定向历史典策中寻找依据。典策在当作行政运作的依据的同时同样培养着周人的历史理性。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

由巴蜀古吏和古蜀族群的相关神话，可以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直目人面像是人类对远古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记忆，是神话、历史和宗教的混合物，既是对烛龙神话和蜀王传说的历史记忆，也是原始图腾和宗教祭祀的遗沉，融合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多重文化内涵，在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主旨的同时，又保留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意味，展示了人类从自然崇拜向拟人形态的社会神崇拜过渡的中间形态所应有的特点。     

从《诗经》中的祭祀诗看周人的宗教观念简

祭祀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见于《周颂》。《诗经》中祭祀诗数量之多,说明了祭祀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祭祀诗的祭祀对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的宗教观念,即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     

从《诗经》中的祭祀诗看周人的宗教观念

祭祀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见于《周颂》。《诗经》中祭祀诗数量之多,说明了祭祀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祭祀诗的祭祀对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的宗教观念,即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少数民族帝王和萨满教发生过密切关系。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巫王合一、巫王合作型的政权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有机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政权形态中 ,王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 ,但二者相互干预 ,并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发生作用。萨满巫师和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合伙建构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典型的政治宗教形态。建立在萨满教观念基础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治宗教的核心是“王权神授”和“汗权天授”思想。这与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基本一致。     

幸福——人生的关涉主题与教育的应然追求

幸福作为人类生活的永恒追求,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古今中外学者对幸福的探索与追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至今幸福仍是人们所孜孜探索的话题。教育作为人类自身生生不息的精神生产和文化进步的实践活动,它的终极目标是"成人",因此教育必须关注人永远无法回避的关涉自身命运的永恒主题——幸福,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指向人的幸福。     

西周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

＂孝＂是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即父母子女之间纵向的＂亲亲之情＂,这种自然之情发乎于外,成为协调父子关系和谐的行为规范。这种发乎自然人伦的文明形式,与传统礼乐文化在＂伦理和谐＂的价值旨趣上是完全一致的。孝与礼相结合而为孝礼,是礼乐文化的逻辑起点。由礼乐文化中所确立的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周人对祖先祭祀的宗教礼仪之中,进而逐步推展到丧葬、婚冠、生育以及对在世尊长的敬爱与服事之中。     

人祭习俗商盛周衰原因新探

商代盛行的巫术观念是人祭广泛实行的思想根据;异族间文化冲突所引起的种族仇恨,使得商人大量杀害异族以祭祀神灵,是人祭习俗在商代盛行的现实根据。人祭习俗在周代呈现衰败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周时期,周人本无人祭习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末周初,周人进行思想文化大变革,提出＂敬德保民＂的口号,人的地位得到抬高。     

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

由巴蜀古史和古蜀族群的相关神话,可以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直目人面像是人类对远古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记忆,是神话、历史和宗教的混合物,既是对烛龙神话和蜀王传说的历史记忆,也是原始图腾和宗教祭祀的遗沉,融合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多重文化内涵,在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主旨的同时,又保留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意味,展示了人类从自然崇拜向拟人形态的社会神崇拜过渡的中间形态所应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