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对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古希腊民族精神的转变相应，促进了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在礼俗上，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城邦伦理转变为个人道德；在宗教上，主体意识使神谕转变为理性神；在哲学上，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是对希腊自然哲学和智者哲学主体意识的扬弃。苏格拉底理性主体意识处于希腊精神哲学的上升时期，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论准备。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直接开启了希腊哲学的繁荣时代，其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希腊的文化和哲学都达到了繁荣。     

理性·反理性·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思考

本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抽象地概括为具有某种反理性或非理性的思想系统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虽然从总体上是属于理性主义的系统 ,但这种理性主义又与古典哲学讲的理性不同 ,它具有现代理性的反理性特点。当然 ,本文也不赞成把马克思诠释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 ,认为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既要看到这个系统的现代理性主义倾向 ,又要领会它的非理性的某些因素。结论是 :只有从整体上、具体地去认识 ,而不是局部的、抽象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才可能完整、准确地加以把握。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理性与合理性之比较

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可以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来探讨。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这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从各自的具体特征来看,理性强调超验性和绝对普遍性,合理性则强调经验性和相对普遍性。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三重理性意蕴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上的诸多弊病得以革除，而且还使中国的发展态势与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洪流交融汇集。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其改革开放的思想至少涵涉三重理性意蕴：一是以“崇实尚行、试错创新”为要旨的实践理性意蕴；二是以“对话沟通、和而不同”为意旨的交往理性意蕴；三是以“功用效果、民心向背”为判据的实用理性意蕴。实践理性意蕴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依赖型到自主型的跃迁，交往理性意蕴揭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从孤立型到开放型的转变，而实用理性意蕴则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先验理想型到经验实在型的嬗变。     

哲学理性与社会学合理性之关系

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论述哲学理性和社会学合理性的关系,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     

体悟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韵味———基于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论述简

在古希腊哲学中,最初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思想的哲学是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限者”学说,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则奠定了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最初根基。另外,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以及古希腊“原子论”学派的实体实在论也都具有哲学所追寻的普遍理性的韵味。     

古希腊哲学中人学思想的历史嬗变

古希腊哲学以其知识总汇的特点包融了人类童年对世界的一切看法。哲学家在寻找世界的本质过程中也寻找了人的本质。赫拉克利特以“寻找我自己”开启了从人的外在和内在两方面考察人的先河；苏格拉底从人的内在入手寻找人的根本，将人视为理性的存在物；柏拉图在将人的理性价值加以拓展时却潜藏着人本化倾向；亚里士多德坚持从自然与理性统一的角度规定人，并关注人的社会性质。人类自我意识的理性自觉在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后，达到一个相对全面的历史高度。     

理性与习俗：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种新视域阐释

《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都是集中反映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性对话。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的，而政治又与习俗相关，理性与习俗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调节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柏拉图必须对理性与习俗的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对话中，柏拉图以习俗“承载”理性，在保护哲学的同时，努力将常识世界纳入理性的规则中。其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便分为理性“体验”和对政治生活的“表达”。两条路径分别对应了对话中的哲学家被要求的双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但自始至终，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人类最高的活动依然是理性的哲学思辨，而非建基于习俗之上的政治生活。     

哲学的科学与科学的哲学:唯物史观的致思路径

在文艺复兴的人本诉求与启蒙运动的理性彰显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体现出了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结合的特征:以实践的彻底的人道主义为核心,以科学理性为现实路径。唯物史观打破的是以往意义上的科学与哲学的阐释与相互关系,它是一种哲学的科学,也是一种科学的哲学,是在人类现实生活实践中将科学与哲学融合与统一的并不断发展的理论,这种发展与实现是以人本为旨归的。     

理性思维的诞生——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及评析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它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直接孕育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之中。泰勒斯以“水”为万物的本原,扬起了理性的第一面旗帜。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宇宙本原,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之路;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论”则在理性的探索上实现了对感性的超越,探究知识的确定性,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物质结构理论实现对物质形态的进一步抽象,为科学理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探寻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对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有积极的影响。     

尼采哲学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尼采哲学具有鲜明的反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尼采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反对把逻辑、理性视作形而上学的根基,认为逻辑和理性都起源于非理性,反对把理性等同于人的本质,强调感官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其次,尼采主张用主观的相对的透视主义取代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否定客观的绝对的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透视既然是多元的,那么世界也是多元化的,是无限可解释的.正是尼采哲学的这些特点对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其哲学具有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萨特人学的“非理性”论

该文从研究萨特文学的目的出发，主要探讨了萨特人学的非理性问题。１．指出西方人学非理性在文学中的两大类表现。２．萨特人学的非理性，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重在反对“唯理论”；３．在分析了传统理性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之后，认为萨特的“非理性”不等于“绝对的反理性”；４．“抗争性”是萨特非理性人学中的主要因素，他要求人们面对被奴役的处境，勇敢做出“不”的行为选择；５．“新理性”是萨特人学的隐形追求，从传统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应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三段式。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例外”与“常规”的争执——施米特与凯尔森法哲学比较研究

施米特的法哲学思想以“例外”(Ausnahme)为标志,凯尔森的法哲学思想以“基础规范”(Grundnorm)、“常规”(Norm)为标志.两者之间的冲突,远非20世纪30年代“谁是宪法的守护者”那场论战所能涵盖.除了“宪法的守护者”之争外,两人还有更深层次的冲突:启示与理性以及圣经旧约与新约的冲突.这一冲突恰恰昭示出现代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最核心问题——实际也是西方思想的关键问题!施米特没有回避这一思想争执,他创建的政治宪法学,将凯尔森的纯粹法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法哲学理论之中,从而既保留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地位；又以“例外”昭示现代人:“启示”并没有被“理性”所击溃.     

论21世纪的文化价值观

哲学的宗旨在于为人之为人寻求一终极价值归属。把追求最高的幸福确立为“至善”体现了价值理性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新的世纪里,人类不能不站在新的起点上,反省过去,展望未来,用价值理性导引工具理性,使社会历史的发展更符合人性。为此,热爱和谐,珍惜生命,理应成为人类恪守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     

论胡塞尔的“意识主体”与尼采的“身体主体”

西方主体哲学自古希腊隐秘的开端到哲学的后现代时期贯穿了西方哲学的历史。其中，胡塞尔和尼采对主体哲学的发展有着独特和卓越的贡献：胡塞尔通过他的先验转向完成了从“意识主体”的向度构建主体哲学的最终可能性，实现了一个二千多年柏拉图主义的理想；而尼采则通过他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从“身体主体”的向度使“现代”（西方形而上学时代）趋于完成。而这种完成，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以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达到的。在此基础上，现代哲学进展到后现代时期时，对主体是否退隐的争论愈演愈烈。但是，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收敛的主体”形式似乎已成必然的选择。     

“反概念”:禅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异质同构性

中国古代的禅宗哲学和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理性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大胆挑战理性的形式逻辑规则,并以反逻辑的话语形式颠覆了传统的逻辑规则。这两种异质的哲学都质疑理性逻辑概念的唯一性和合法性,都反对理性哲学为了坚持概念的普遍性而扼杀语词的个性化生命的举措,都采用了超越语言逻辑规范的话语策略来反对理性主义逻辑的霸权等,因而,它们在反逻辑、反概念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