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流动人口异地就医:行为特征、支持体系与制度保障

随着老年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医疗服务供给模式难以适应流动人口现状。借助2015年度"流动老人医疗卫生服务专题调查"数据,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异地就医行为进行分析,发现患病流动老人选择异地就医的比例达六成。目前老年流动人口的参保地路径依赖影响其就医流向,且门诊费用未能异地直接结算阻碍老人异地就医习惯形成,其"边际人"身份容易催生消极就医心态。本文认为,老年流动人口实现异地就医有赖于"家庭-社交网络"提供的支持体系与异地就医制度保障:家庭为流动老人提供情感支持、亲属照料与代际资源转移,社交网络则具有获取信息、病友共情与朋辈示范的效应;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系统解决了异地就医的技术难题,同时医保待遇整合使跨省结算成为可能。建议继续强化家庭支持,鼓励流动老人重建社交网络,扩大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知晓度,优化备案流程,逐步完善"住院+门诊"的全方位医疗费用结算体系,帮助流动老人更方便有效地实现异地就医。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 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利用2014年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STATA统计软件平台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种类和住房性质5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流动范围、在流入地的工作区域、流入地的家庭月收入和流入时间长短都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范围以省内为主,近距离的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实际上,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也处于"留"而不"流"的稳定状态,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在6年以上。     

大学生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广东省高校在校大学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大学生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所处年级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大学生就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女性、低年级和健康状况相对差的大学生选择积极就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而是否拥有医疗保险、户口类型以及生活费用对大学生就医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可以从加强高校或社区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健康宣传教育和完善大学生医保制度等方面满足他们的医疗服务需求,促进他们的理性就医。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歧视知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不强,内部差异较大;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本地工作年数、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劳动合同类型等就业状况对其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对其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和定居意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要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城市管理当局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促进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和谐共处,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江浙沪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使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从家庭中劳动者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因素。在32 975个样本的基础之上,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征,劳动者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社会结构要素等都对家庭化迁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劳动力个体因素中,女性,年龄小,教育程度较低,居留时间长,拥有自我决策行动能力的雇主和自营劳动者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在家庭影响因素中,婚姻关系和孩子的数量都会正向地影响家庭化迁移行为,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与家庭迁入地联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家庭化迁移;在社会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户口相对于非农业户口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会吸引家庭化迁移。依据这些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着重注意帮扶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推进社会融合、活跃中小城市经济三个方面。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文章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研究置于代际差异视角下,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数据源,使用SPSS 26.0统计工具探讨分析中国439个地区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问题,考查影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四类因素对两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1)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整体而言,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前者的回流意愿更强.(2)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影响.其中,本次流动范围、累计流动城市数、社区管理参与、主观融入、文化适应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是否具有宅基地、职业类型、随迁家庭成员数、现住房性质和流动时长则对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影响更大.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效应量评估

有关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研究由于区域选择、模型方法、测量方式或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厘清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推动宅基地有序退出,在纳入18篇实证文献、137个效应值、78 934个独立样本进行 Meta 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宅基地确权、所在地距县城距离及是否在城镇购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家庭年收入、宅基地面积及是否在城镇购买住房在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作用强度也在变化,且不同区域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应当根据地区差异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引导。     

江苏农村居民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江苏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新农合对就诊机构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村居民自身疾病认知程度对就医行为影响显著,特别是认为疾病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去私人及单位诊所或者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相对中低收入组而言,高收入组更倾向选择设施齐全的大医院就诊.     

武汉市养老机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武汉市7家养老机构的调查

随着全社会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家庭养老的资源也不断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化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机构养老服务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家庭和老人也将机构养老作为他们安度晚年的重要选择,因此了解当前养老机构的现状,提供更为舒适的软硬件给老人们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武汉市7家养老机构的现状为调查对象,该调查主要围绕养老机构的基本情况、资金来源和运营、人员构成身份待遇、护工状况等问题展开,为机构养老的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

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女性从养老保障体系获得的福利相对较少。根据CHARLS2015年数据研究了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异问题,对引起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进行了分解,对不同性别的养老保障参与和养老金收入差异进行了仔细研究。研究发现,男性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大约是女性的1.9倍,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异极为显著。根据分解模型的结果发现,养老金制度和退休前工资是引起性别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分别贡献了53%和19%,制度差距主要表现在养老金制度参与分布差异和养老金受益程度差异。为了弥补养老金收入的不足,男性老年人会通过劳动参与增加个人劳动收入,而女性老年人更需要依赖子女或其他亲戚朋友的私人转移收入。根据结论,女性老年人的福利状况远差于男性,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应得到政府政策的更多关注。     

落后地区农村非失地高龄农民养老收入来源探析--以甘肃省东部T村为例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的数量急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养老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收入的充裕，从养老收入的来源入手，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措施，以助力于养老问题的解决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新农保的调查

随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民的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为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2009年我国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广工作。在对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行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农民的收入水平、对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筹资机制、运作方式等因素对湖北省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进而研究了影响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务工务农类型、筹资方式选择、养老方式、耕地利用情况、农保基金运作方式等6个因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芜湖市老年人选择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芜湖市老年人选择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意愿,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老年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选取芜湖市老年人642人,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结果显示,47.0%的老年人选择了综合性医院临终关怀病房,28.0%选择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3.6%选择了独立临终关怀机构,仅有11.4%选择老年护理机构。老年人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对临终关怀机构的选择意愿有显著影响。随着芜湖市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临终关怀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对综合医院配备临终关怀病房存在客观需求,相对于紧张的医疗资源来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独立临终关怀机构和老年护理机构为不同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从“家庭供养”到“经济自给”:经济欠发达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的转变

对苏北某县的养老调查显示,老年人自己的经济供养支持力已经超过家庭的供养支持力,家庭供养为主转变为以经济自给为主。这一方面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供养功能弱化,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养老保障尚未建立起来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养老的无奈。政府须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形成"养老金+劳动所得+家庭供养"多元均衡的养老格局。     

世界老龄人口的贫困特征与反贫困公共政策

老龄人口更易遭遇贫困的风险,面向老龄人口开展反贫困管理是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世界老龄人口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六大差异特征：区域性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结构差异、种族差异及城乡差异。基于对世界老龄人口贫困特征的分析,老龄人口反贫困的公共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向老龄人口提供“社会安全网”;延迟退休年龄;基于性别公平视角优化养老金制度设计;实现全面健康服务的可得性;提升就业质量,降低非正规就业;宏观经济增长战略转向包容性增长。     

贫困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健康

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是合理优化农村医疗资源配置的重点。通过联立方程检验卫生可及性对农村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影响,以及就医行为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卫生可及性无论对老年人村镇医疗机构还是县市级医疗机构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选择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有较好的健康自评状况,同时健康自评越高的老年人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概率越高;而选择到县市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健康自评相对较差。同时,健康知识无论对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还是就医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分析——以宁波市的调查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通过对宁波市外来人口流入长期居留的调查和深入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流入地具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二是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待遇、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育龄妇女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的融合;三是宁波市在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租房和集体宿舍的修建、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四是外来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来宁波的时间长短以及孩子是否能够在流入地就学或就业也是决定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大连市为例

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决定其居留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文章以大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分层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整体程度偏低;社会融合的三个维度即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月收入水平、自购房、参加政府或社区便民活动、身份差异感受和歧视感受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中的随行家庭结构和已居留时间也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