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该文利用1992—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各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模型以及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且以污染排放强度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小于以污染排放量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没有系统的证据可以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与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相反,大型企业规模的扩张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而中小企业则无此明显的负面影响。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

本文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文章首先给出了一个EKC的微观解释,并应用上海市环保局1990-2001年度有关空气质量的环境指标数据,通过一个简化型模型的回归分析,论证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多数指标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成立,即经济增长初期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但到达一个转折点后,经济增长又会引致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并且证实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对应于不同的转折点.总体上讲,经济增长最终将会改善环境质量,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经济增长本身,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发生,而要通过政策响应来实现.     

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重庆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12年重庆市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以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重庆市环境污染水平的衡量指标,建立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VAR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对经济增长与衡量环境污染水平的各指标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根据选取的地区、指标类型、数据来源等因素的不同,重庆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脉冲响应曲线表现为倒"U"型、"U"型、"N"型、双"U"型以及波浪形;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抑制作用的污染指标不同;根据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响应曲线拐点,可及时制定有利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措施。     

苏州市污染物减排推进机制优化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苏州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求出苏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峰值,认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出现之前,如果苏州市不抓住机遇对污染物减排推进机制进行优化,将会难以实现苏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想状态;同时探讨了如何通过经济和环境的政策创新,促使苏州市尽快在当前特定的历史阶段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推出污染物减排机制的优化。     

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中正规金融支持效果分析

本文借鉴金融结构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1997—2007年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陕西省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说明当前陕西省正规金融仍是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对农业的贷款规模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并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但对乡镇企业正规金融支持明显存在不足。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国民经济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呈现倒"U"型关系。在广泛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视角,选取东北三省2001—2010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探究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讲,东北三省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规律,其拐点为人均GDP达到78 696.9元/人.年;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对数与人均GDP的对数呈现倒"U"型假说,其拐点为人均GDP达到12 464.24元/人.年;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分别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假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其拐点分别为人均GDP达到28 926.7元/人.年和42 857.14元/人.年。     

绿色绩效考核与区域环境治理——来自官员更替的证据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牺牲环境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区域环境质量成为决定官员升迁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考察官员更替后的区域环境质量,以2006—2013年我国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可检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对新任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东部地区,异地调入的新任官员上任后,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且法制环境越完善、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效应越强。在未来应进一步强调"绿色GDP"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深入落实综合政绩考核机制,激发地方官员治理辖区内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环境质量

考察官员更替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影响及其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是揭示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关键。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地48个城市环境保护部门2015—2017年公布的污染处罚决定书及所处罚的758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利用市委书记和环保局局长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就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失信惩戒的影响进行探讨,并结合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讨论政治关联的干扰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市委书记更替)提升了对企业的环境失信惩戒,强化了地方政府环保行为,有利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过,政治关联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的存在掩盖了部分污染,削弱了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     

反腐败、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治理——基于空间EKC模型的检验

反腐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利用2000—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将地区反腐败力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纳入扩展的动态空间EKC模型中，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反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改变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国家层面，反腐败能有效抑制碳排放，并通过降低EKC的拐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层面，反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反腐败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使EKC的拐点降低；在中、西部地区，反腐败对碳排放暂时起促进作用，并使EKC的拐点提高。鉴于此，政府应在环保领域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并探索适合东、中、西部地区的反腐模式，彻底从源头上抑制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发展。     

环境法视野下的环境伦理

在环境问题频发的社会大背景下,以环境法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并将环境伦理运用到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界定环境伦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重要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对环境伦理本体进行反思与重构,以期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支撑。     

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

论述创设环境权的必要性 ,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权的概念和性质以及环境权的种类等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     

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内涵探析

环境正义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核心主题,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前者要求人类张扬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突破经济主义价值现的羁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樊篱,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荣;后者提倡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     

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伦理学的反思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环境问题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其目标应当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原因在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公正、平等的道德规范;可持续发展逻辑地包含着人类应当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新环保法中的政府环境职责省思

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缘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及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新环保法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之规定提到总则之中,增加了政府多方面的职责,确立了政府环境职责的初步框架.但仍然存在以下缺陷:地方政府职责多,中央政府职责少;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政府职责碎片化,领导、支持、协调职责不突出;监督与问责权限被削弱或取消;弹性职责多,具体措施少等.为落实环保基本国策及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庄严承诺,需要做到:将中央政府确立为环境质量责任主体;建立较为明确的、合理的府际职责分工体系;加强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协调责任;恢复上级政府的处分权力;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等.     

论公民环境权法律化之必要--兼论公民环境权应确立为环境法基本原则

在我国,公民环境权之所以应该法律化是由该权利的内涵及其主要属性决定的,从公民环境权应当确立的理论依据的阐释出发,再结合在法的运行的现实实践中公民环境权有应当法律化的趋向加以说明,自然会得到公民环境权法律化是必要的这一结论。     

环境陶艺在唐山公共环境艺术中的应用

环境陶艺是公共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以独特的材质特性和艺术语言表达着人类的丰富情感.环境陶艺融入唐山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空间,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环境陶艺的现代艺术创新观念与唐山现代化的公共环境艺术规划思路不谋而合;另一方面:环境陶艺的材质特性和艺术语言是对唐山的历史文脉、陶瓷文化最亲近的艺术表达方式.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