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道统观、政统观之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撰书意图的表达、篇章的设置与人物评价的标准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儒家道统的承继与坚持;又通过追溯由五帝时代"政统""道统"合一演变到夏、商、周、秦"道统"与"政统"分离的轨迹,强调了最高统治者是否法天施仁关系着朝代命运的政统理念。同时也指出儒士追求"道统""政统"合一理想的现实困境与解决途径,认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行途径乃在于支持推翻暴君和努力"为帝王师"。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蔡沈《书集传》对"伊尹放太甲"的解读与开展 ——基于人性论与道统论的考察

传统《尚书》学对"伊尹放太甲"的解读有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体现出政治与德性的张力.蔡沈《书集传》从人性论与道统论的视角考察"伊尹放太甲",调和了政治与德性张力.在人性论方面,蔡沈开展出圣人可学而近之而不可至之的观点,认为成为贤人比成为圣人更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并且,蔡沈亦力求将贤人投入到政治实践之中.在道统论方面,蔡沈将道统与政统交融合一,将"革命"论视为道统传承的新形式.此外,蔡沈亦开展出"一德"论,使得"伊尹放太甲"成为道统传承的重要环节,从而完善了朱熹提出的道统体系.     

“君子不器”——钱穆“士”思想研究

钱穆心目中理想的"士",在政治领域,是能够练达政事,又能够上达天德的"君子";在学术领域,是能够"博学于文",又能够兼具通识与达德的"通人".士奉行"士志于道"、"君子不器"的修身处世原则.在道统、政统与学统三者的关系上,以道统为宗主,以德行领导政治与学术,力求在政治与学术中实现"君子不器"之人生大道,这是一种极高的人文理想.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三统并建之再省思

牟宗三的“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乃是要为道德理想主义树立一立体纲维，为世界的人文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一套儒家“新外王”的理论基础。对于第三期儒学的开展来说，其纲领地位和指导意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现出巨大的前瞻性与积极的、建构的和综合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但是，如何落实，则面临严峻的挑战。道统必须在尊重中国多民族文化同生互融的基础上进行重建;有必要批判和反省大汉族主义与儒学沙文主义。世界道统的建立，是对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呼唤与期待，有助于世界文明的持久和平健康地繁荣与发展。学统的建立，必须以厘清它与政统之政治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以保证学统之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学统必须独立于市场。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方案和道路，是需要全体公民与政治家共同讨论与协商才能确定的。牟宗三的“三统”说及其民主政治思想，只要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实践，具有启示作用和意义，就足够了!     

从公羊学看儒家政治伦理的尴尬

公羊家独尊《春秋》。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继以公羊学为颂扬对象,尽力发掘公羊学的思想资源。公羊学其实非但无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是历代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公羊学将政治神学化和将孔子奉为素王的做法,虽有以道压势的主观意图,但在道统与政统的复杂关系中却又只能沦为王朝政治的婢女。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荀学与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学术界对荀学的性质和定位，仍然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正统论与黄宗羲的史学

黄宗羲的正统论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他提出正统至元代断绝,为了正中国之统,主张重新编纂《宋史》。正统论还影响了其学术思想,体现为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并强烈排斥佛教。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与中华道统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体现了中华道统。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个朝代的编辑家都以弘道的精神,勇于变化和创新,使中华编辑学源流浩浩荡荡。刘知己和冯梦龙的编辑思想更具中华道统意义。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曾国藩与经学

曾国藩生平治学领域宽广。本文主要论述曾氏看重经学、最重礼学以及发明《四书》义理等三个方面的思想与贡献 ,曾氏称得上“经学家”。     

费密的"道统、道脉"说

费密通过对程朱道统论的反思和批判 ,提出了他的“中实之道”传承的两条途径 :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称为“道统” ,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称为“道脉”。道统是“中实之道”传承的主线 ,道脉是辅线。因此 ,在中实之道的传承上 ,费密表现出了“尊势”的思想特色     

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清代学人曾国藩,惯以理学修身治世。然其理学启蒙之路归功于父祖辈开创之家学。父祖两代皆为理学信徒,平日谨守伦理规范,亦步亦趋,治家育儿既重言传更重身教。受祖父之训（恪守礼制、经世济民）和父亲之教（孝亲育弟、事君为孝）的双重熏染,曾国藩少年立志,潜心于理学数十年,汲汲于内圣外王之业,笃实践履,终成有清一代理学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