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信任形成机制研究述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望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和批判性回顾,首先厘清了现有研究在组织间信任的核心概念与构成要素、组织间信任形成的前因及其作用的情境条件等方面尚存在的重大争议和局限;其次,围绕这些有待解决的争议与分歧,对组织间信任的内涵与结构维度、组织间信任形成的前因过程和情境因素及其权变效应进行了系统述评;最后,提出了组织间信任形成机制研究的整合性框架,并从组织间信任的构念、假设、前因、动态演变和中国情境等方面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中间信任与动态性交易：一项个案研究

本文从“嵌入性”视角,将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经济行动者三者整合起来分析。在中国社会中,经济行动者间的信任是不同于其他个体间的信任情况,一方面他们具有工具性目的(赚钱),另一方面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建立起一定的情感性关系,因而他们间信任中既有工具性信任又有情感性信任,即所谓的中间信任。另外本文结合个案分析,还提出两个假设:一是经济行动者间存在的信任中工具性成分总是大于情感性成分,二是经济行动者随着交易处于不同阶段时会相应地形成不同的信任状况(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的不同组合)。     

基于计算机制建立品牌信任的实证研究

如何建立信任是近年来关系营销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现实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计算机制是经济学研究中建立信任的重要手段,关系营销领域也有很多研究中提及。但是,计算机制是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品牌信任的建立,这在营销领域的研究中,尤其是品牌层面的研究还很匮乏。本文深入分析计算机制的理论基础,通过现有文献和消费者访谈提出并论证了经济价值和感知风险如何能反映计算机制及其与品牌信任的关系。最后,通过在化妆品行业收集的数据对提出的模型与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社会工作情境合法性获得的实践逻辑与机制分析——以C社工站的实践为例

探讨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要打破横向不同维度分类的桎梏，要建立起区分总体社会和具体社会的纵向分类框架。本文将社会工作合法性区分为总体合法性和情境合法性，重点讨论后者的相关议题，并搭建起“正当性—有效性—关系性”的分析框架。文章描述了C社工站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和基层政府面前角色转换过程中，获得情境合法性的实践案例。基于该案例，文章分析得出社会工作获得情境合法性的实践逻辑为“对象化角色建构”，具体表现为“分类分步、成效凸显”的路径。研究发现，情境合法性获得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外部机制是在“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下，将国家专业制度建设赋予的总体合法性转化为进入实践场域的正当性；内部机制是社会工作实践行动凸显出的有效性，及其彰显出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专业价值理念；隐性机制是建立起与合法性赋予主体的人际信任关系和专业信任关系产生了对服务有效性的正面影响。     

作为自组织研究变量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为组织研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途径.探讨了自组织内部信任发生和作用的机制,并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区分和讨论了影响信任的内部变量和情境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如何影响自组织内部的信任,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机械系统结构动力学方程的李群分析法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高违约率,这导致合作失败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户视角,基于海南、湖北、江西等5省共257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风险、治理机制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关系风险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阈值效应。结果显示：农户基于关系风险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进而对交易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治理机制不仅对关系风险和交易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而且对交易绩效存在阈值效应,即低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     

信任在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

［摘要］课题组通过对中国民营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信任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的组织承诺和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信任与组织承诺和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变革型领导与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非营利组织的协调失灵及其特殊管制机制研究

从交易协调问题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经济理论出发,讨论了不同协调机制下的协调失灵问题,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由于其交易特征多样化的特点,存在着市场失灵、互惠失灵和公共失灵的情况。基于非营利组织明确产权分离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整合不同协调机制的特殊管制机制以消除或减弱协调失灵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运作。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特殊的管制机制进行了内部动态研究,提出非营利组织特殊管制机制减轻协调失灵的能力和效率是以组织的民主机能为前提条件的。     

基于确定性理论的P2P系统信任模型

借鉴确定性理论中的不确定推理,提出了一种新的P2P系统信任模型。该模型根据节点的历史交易情况,运用C-F模型计算节点的可信度,节点依据计算结果与可信度高的节点进行交易,在节点间建立信任关系。分析及仿真表明该模型能有效地隔离恶意节点,提高交易成功率。     

履行环境责任是否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政府、民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制度理论之视角,选取2009—2016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大中型钢铁企业为样本,应用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第二,进一步把利益相关者分成两个子群体,并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子群体的环境偏好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同样呈现出“倒U形”关系。第三,实证研究还表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第四,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建议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应更好地权衡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长期的环境战略和计划。     

协同创新网络与组织创新绩效的关系

对于组织内部要素投入与组织创新绩效的关系,已为众多研究所证实。而对于外部协同创新网络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对相关产业园区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协同创新网络与组织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协同创新网络影响组织创新绩效,其中规模性对组织创新绩效呈"倒U形"影响,而开放性、互动性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组织间依赖会负向调节网络互动性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间依赖程度越强,协同创新网络互动性对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弱。     

高管团队断层线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高管团队互依性的研究视角

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高管团队断层线以充分整合团队认知资源是战略领导权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但是,鲜有实证研究分析高管团队断层线与团队结构互依性（TMT in-terdependence）共同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了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团队互依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高管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差异,其中任务相关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而社会分类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 U 型关系。数据分析还表明,高管团队横向互依性（Horizontal Interdependence）和纵向互依性（Vertical Interdependence）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提升任务相关断层线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和提升团队运作效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来自中国37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并且当前数字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值位于拐点右侧，继续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负债成本和负债结构在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未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而与非五大行的信用风险间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     

组织间信任演化影响供应链信息系统应用的案例研究

供应链信息系统是目前供应链信息共享、流程整合的最重要的手段,但目前供应链信息系统的应用存在着很多障碍。本文通过对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组成的局部供应链案例的分析,得出了组织间信任治理在信息系统环境下的演化路径和条件,以及其对供应链信息系统应用的影响机制。案例研究表明,组织间信任与供应链信息系统应用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市场竞争视角下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以2012-2017年全国212家农村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探究其是否会促使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关系发生变化。研究发现:（1）农村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正相关,国有属性与风险承担正相关;（2）市场竞争可以部分调节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即市场竞争增强了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的倒U型关系,同时也增强了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但并不会对国有属性与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