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的穆勒逻辑观

穆勒逻辑观反映了英国社会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价值体系重建的要求,表现出人在认知与选择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内在精神活动。在穆勒那里,逻辑既是科学认识、获取知识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内蕴着对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方式不可或缺的思想力量,具有滋养人文情怀、规约公共理性的特质,是人们论证思想、智慧交往以及理性自由的必然选择。显然,穆勒逻辑观旨在激发人们对逻辑精神的深度认知、彰显逻辑精神的公共意识、追求逻辑精神的思想价值。挖掘并呈现穆勒逻辑观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追求,对于发挥逻辑精神所特有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作用,进而为社会发展奠定公共理性基础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小说艺术的理性魅力探寻

小说是一种具有独特品性与功能的艺术,小说的描述对象是人与人的生活.人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的终极目的,这些人类初始就一直被探索的问题,至今仍被诸多小说作者通过对人的种种行动、语言、内心等形象地再现而不懈地探索着,这便使小说具有了哲理的蕴含,充满了理性魅力.作家在描写外在世界、叙述人类行为的同时,更注重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看法.小说不仅描述人和人的生活,而且能从容地吐纳各种关于生活意义的本体思考,表现作家对存在价值的独特认识.小说理性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情与理的高度融合、艺术形象的思辩色彩、叙议结合的理性抒发是使小说具有理性魅力的重要方式.     

沉默的理性——卡夫卡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卡夫卡的创作中表现出另类特征的“现代性”:一方面与现代理性精神大相径庭,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理念的质疑和颠覆;另一方面又与现代主义非理性格格不入,其对于“自由”理念的考量以及逼真的叙事风格,令人联想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种特征正是卡夫卡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理性与其内在的犹太文化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     

王安忆小说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地母精神”最早由张爱玲提出.所谓“地母精神”,即肯定女性生存繁衍价值、对凡俗人生的投入与物质理性.王安忆不但在散文中明确表达她对地母精神的认同,而且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母精神”.这种“重女抑男”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生本位、物质理性的价值取向紧密相连,是现代都市发展的产物.“地母精神”是对传统家国叙事的反拨,体现了日常现代性的追求,但其并不能并入任何女性主义的流派,而是超越了性别对立的一种女性观、民间观和创作观.     

当代西方哲学理性观的重建

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根本变化之一是哲学理性观的重建,哲学理性观不是作为人们活动主观根据的理性本身,它是对理性的明示、表达和概括,每一时代的哲学理性观都启示、导引、疏理着那个时代的人类理性乃至全部人类精神。因此,值此世纪之交,揭示当代西方哲学理性观重建的理论表现、哲学史根据和跨世纪意义,对于了解未来世纪人类精神走向、社会实践发展趋势和哲学理论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当代西方哲学理性观重建的理论表现 翻开6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哲学流派的代表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象黑…     

论朦胧诗“自我表现”的历史合法性及意义

朦胧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诗坛以巨大的冲击,表现出了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迥然不同的审美特质和创作主张。但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并未背离了现实主义和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泥潭。相反。朦胧诗强调的“自我”不仅具有艺术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意义,而且符合诗歌艺术质的规定性。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因此,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及意义。     

当代审美文化的四重背景

当代审美文化是在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和艺术现状的四重背景前的产物，在其每一种表现中都可以寻得这四重背景的交互作用。当代哲学正在失去以往的纯正性质而趋于世俗化、生活化和感性化，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倾向；宗教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从精神的探索变成了物的探索，从理性的行为变成感性的行为，从形而上的现象变成形而下的现象；社会心理最突出的变化则是一切都感性化而放逐理性；当代艺术放弃了自身的自律性、否定性和超越性，表现出对于商品化逻辑和工具逻辑的妥协和屈从。当代审美文化的每一种表现形态都能找到这四重背景的规定性。广告文化即是一例。     

俄罗斯宗教哲学特点浅析

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是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实困境促成这一时期哲学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质和人道主义特点,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关注人的存在、人的精神、人的自由和人的神性;思维方式上注重直觉和信仰,强调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三题

讨论构建当代民族精神的着眼点应该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民主与法制。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是理性精神、实用精神以及认识论和经验论传统。百年来我们的前辈在吸收西方智慧时往往表现出偏爱德法传统中与个人的生命情趣、审美体验及整体意识有关的内容而漠视英美传统中与科学及制度安排有关的东西的偏颇。构建当代民族精神的题中之义是补课；当前流行的反现代化、贬谪科学与理性的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由理性主义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现代人内在的知识冲动和精神冲动,即对本真性的追求;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冲动,即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理性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这些内容在构建西方现代社会中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最本质的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存在的三种状况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这三种状况分别为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发展的偏差、理性的僭越.     

《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瞿秋白与"文腔革命"

“文腔革命”的概念来自于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是瞿秋白文学革命和语言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提供“文腔革命”的动因是基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性判断、对创建“新中国文”的展望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究其内容 ,既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客观分析和评价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 ,对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学思想 ,促进今天的语言改革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作用。     

人的解放及其现代化--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题寻踪

受“危机感”驱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主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晚清时期的政治化启蒙、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并重的五四启蒙、启蒙与反启蒙语境双重并置的新时期启蒙。其中 ,晚清启蒙因其时限的短暂和主题的尚待深入而被视为五四启蒙的序曲———“前五四”时期。至于新时期启蒙 ,它在承接五四启蒙的理性启悟、人的发现和角色认定等特质基础上 ,亟须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将理性的偏执与傲慢考虑进去 ,及时吸纳反启蒙的宽容、多元品格 ;二、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挤兑 ,要高举“批判”的武器 ;三、要调处好知识分子的拯人与拯己关系     

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文化殖民是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当局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干预,企图把文艺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但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     

论五四社团繁荣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社团的繁荣。五四社团繁荣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思想信仰,其中,既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伪社会主义学说。由此而带来的是各种思想的争鸣。争鸣的结果是伪社会主义思想的没落,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五四社团也是各种人才成长的摇篮,其中就培育了早期的共产党领袖和党员。可以说,五四社团繁荣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五四”作家的职业身份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五四"新文学发轫期,许多新文学家的主要职业是新式大学的教师。这一职业有着稳定丰厚的收入,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新文学活动。他们利用课堂的垄断话语权,使新式教育下的学生接受新文学,形成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利用新式大学里的各种新文学社团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及新文学家自身的声名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使新文学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构建新文学广泛的受众群体。     

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大"三刊"是"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思想跌宕中生发的社团刊物,它们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国民》、《国故》的研究和评价存在明显的失语。无疑,"三刊"在办刊宗旨、文化选择、文学旨趣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新旧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选择,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不同个性和审美风格,正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力图重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在刊物之间的张力中,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初期的复杂风貌和多元构成因素,因而对研究新旧文学共生共存的复杂历史是具有参照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空间。     

彰显与遮蔽--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下文学现代性的实现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期的主导价值倾向,也对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构成深远影响。革命,作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话语表征,为文学现代性生长提供了动力的同时,也因其线性思维方式把传统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视"欧化"为惟一路径,从而造成文学现代性的缺失、启蒙。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话语,赋予文学现代性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因其对艺术与历史所做同构性理解而斫伤了审美,并因其对文学的工具化要求而使文学的独立价值难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