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探索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利益一定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而权力结构是由经济主体所掌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可替代性决定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在同一层级内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和责任对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西方贸易利益分配理论的流变及发展趋势

贸易利益分配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结合时代特点,从贸易利益来源、贸易利益分配主体和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贸易利益分配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拓展贸易利益分配理论,使其能有效地解释当前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     

人力资本的经济权力与企业剩余分配

要素所有者达成合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资源的运用创造更大价值,但如何在合约中确定合理的企业利益分配结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近年来,随着管理和技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断提升,高级管理者及高级技术人员的报酬也不断增长,或以人力资本形式直接参与对企业剩余的分配,企业利益分配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企业利益分配结构的改变不仅是要素贡献度的改变,更是劳资双方权力结构的改变,高级人才收益的增长不仅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产权价值的体现,也是企业所创造财富的分配主导权从货币拥有者向财富创造者的转化.     

建立健全分配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收入分配超经济行政化,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和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普通民众缺乏扩大消费的支付能力,形成国内需求不足.推进以政府放权、还利于民的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客观公平的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的民主决策、公开监督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论析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利益关系的本质形态,它决定并影响着利益关系的一切具体形式.在一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多元、稳定的利益体系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构成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旧的利益体系及其格局会不断被解构,原有的均衡会逐渐被打破,从而形成利益体系的新格局.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旧的利益均衡经过新的利益不均衡直到重建利益均衡的过程,与此同时,围绕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政治系统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超越旧的稳定状态直到重建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从动态的意义上可以认为,利益冲突的生成与消解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体现的是旧的利益秩序的解体和新的利益秩序的重建过程;强调的是理性地认知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分化的客观现实,并以理性认知为基础寻求利益冲突的消解路径.     

金砖国家推动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其权力结构取向——基于现实建构主义的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多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权力分配不合理的质疑,坚定了金砖国家改革体系权力结构的决心。根据现实建构主义理论,权力结构能够协调体系内权力与认同的博弈关系,即约束七国集团的权力并使各国对体系保持认同,从而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因此,金砖国家需要在当前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期,增强金砖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实力,推动权力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完成权力结构的良性改革,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     

“经济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新探索——从“经济人”到“权力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是个历史概念。通过对斯密的"经济人"、古典的"完全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经济人"、"交易经济人"、"契约人"等的历史梳理发现,在自愿交易和强制交易之间有着很多可能交易的情况,这种自愿和强制之间交易意愿的多种可能可以用"交易意愿度"来界定。经济主体交易意愿度的大小取决于他对交易对象的影响力即经济权力。为此,提出了"权力经济人"假设,"权力经济人"就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经济权力,在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同时最大化地分配自己的利益,同时保障契约执行的行为人。     

经济权力视角下的外部性问题

在经济权力的视角下分析与阐述外部性问题,可以发现外部性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主体权力的实施问题,外部性决策者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称可以实现最优的经济状态,经济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称性 r可以解决外部性引发的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经济主体权力对等可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