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

伴随着士人对陶渊明人生模式和诗歌艺术的认同接受,批评陶渊明的声音也一直未断。这些批评涉及了除陶渊明的人品和道德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陶渊明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以及陶渊明的“酒”。“拒陶”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论陈寅恪研究陶渊明的方法与结论

本文从学术史视角 ,对陈寅恪研究陶渊明的方法与结论作出分析 ,指出其失误及其方法论根源 ,并提出我们在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意见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

本文从隐居动因、方式以及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陶渊明与王维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以求深入揭示他们在田园诗创作中的个性特点     

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

在当代众多的陶渊明研究中,袁行霈先生可谓成果丰硕,自成一家。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层面对陶渊明做了较全面的评价,提出了陶渊明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哲人的观点;二是对陶诗思想内容的考察提出了五大主题说;三是对陶渊明生平系年及陶集校注的考证研究成果卓著;四是在陶诗源流问题上辨清了钟嵘《诗品》＂源出于应璩＂的疑案。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特色鲜明,如扎实的考证功底和详实可信的资料积累,对文本的悉心研读和独到的艺术见解,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结合、艺术鉴赏和哲学思考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等,这些都将对后学者以深刻的启迪。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陶渊明《荣木》的作年和篇旨——以末章为重点的重读

关于《荣木》的作年,很多陶学研究者都根据末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句,判定作于作者40岁时.但此二句只是对孔子原话的引述,不能当作作者的自述直接作为本篇作于作者40岁时的依据.根据陶渊明在诗中表露的内心焦虑推测,本篇应作于陶渊明40岁将至而未至时.对于本诗的篇旨,一般多解为作者急欲建功立业的心情表露,但更确切的理解,应该是抒发了作者因学道未成而产生的焦虑心情,表达了他想要在为时不多的时间里达到学道有成境界的渴望.从陶渊明40岁前后的思想和出处行为看,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并不存在强烈的事功观念,回归田园、独善其身、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他的理想.归隐田园,求道独善,二者相辅相成,正反映了陶渊明儒道兼综的思想特征.     

避世逸隐之心声——简论古琴曲"归去来辞"的意境

琴曲“归去来辞”或作“归去辞”，是依东晋诗人、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意境创作的古琴曲，意在表现隐士离世隐逸之情和自然闲适之美。要较好地把握曲意，须对陶渊明归隐前后的思想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陶渊明归隐后的思想感情，可以归结为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五个方面，这些都在《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鲜明展现.琴曲“归去来辞”就是试图将陶渊明上述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之心境表现出来。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陶渊明诗中的菊花意象鉴赏分析

在陶渊明之前,菊花的文学意象并不特殊,但是在陶渊明笔下,菊花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审美取向,并且成为了一个非常常用的文学意象,陶渊明的诗句将菊花的意象符号化,并且给其一个非常深刻的隐喻意义。本文通过对陶渊明诗歌中菊花的含义,分析陶渊明诗歌中菊花的意象,并且针对菊花意象的文化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     

古典乌托邦·乌托邦·反乌托邦——读陶渊明札记

在空间上,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守、绝不与外交通的世界;在时间上,桃花源中的时间如果不说是停滞的,也该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桃花源正是由于守护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才成了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将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对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之中的,如果还要将其称为乌托邦,那么西方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光明的＂、＂进取的＂的乌托邦,东方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种＂幽晦的＂、＂退隐的＂古典的乌托邦。20世纪以来日渐强化的＂反乌托邦＂运动以挖苦、嘲弄、批判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启蒙主义乌托邦的＂反拨＂,却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怀。陶渊明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在当今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及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陶渊明在南北朝时的被误解与被理解

在今人的眼光以及今天通行的文学史中,陶渊明堪称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文学史中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但这种看法只是自唐宋以来对渊明推重的结果,而在陶渊明所生活的晋宋之际以及南北朝时期,陶却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比如,被公认为南北朝文学批评最高成就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与《诗品》,前者于陶渊明则只字未提;后者分汉魏以来诗人为上中下三品,仅置陶渊明于中品,在阮籍、陆机、谢灵运诸人之下,与应璩、郭璞、颜延之等人同列,以致后人对之多有非议。明人闵文振就认为:“其上品十一人,如王     

心灵的感召真诚的攀仰——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论陶渊明之人生

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三位文化大师以融会令古、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建树了丰碑.他们的陶学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光耀的硕果.他们从陶渊明那里汲取的生存智慧,并用心灵体悟陶渊明,用生命解读陶渊明.他们对陶渊明人生的解读总结并光大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存智慧,其观点力破尘俗,启人良多.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略论《桃花源记》的批判意义

对《桃花源记》(及诗,下同)的思想意义,历来认识颇不一致。本文试图把它放到陶渊明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中,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说明这篇作品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意义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从而认识《桃花源记》的思想价值。 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 归隐田园是陶渊明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济苍生”理想和“苦长饥”的生活驱使,诗人一度厕身官场。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当时,他“有志不获骋”。他厌恶“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途奔波生涯,又“耻为五斗米折腰。”他涤涤地向往园林生活。“园田日梦想,安…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论屈原、陶渊明对菊花人格象征含义生成的贡献

屈原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开创者，陶渊明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奠基者。菊花这一花卉意象因为陶渊明而具有了隐逸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原型之一。菊花因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断地被赋予文化内涵，从而上升为人格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