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产业地理集中的决定因素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特征分析的空间竞争理论框架,并通过对1995~2003年间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得出一些启示性结论:第一,传统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抑制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的主要因素;第二,我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主要由产业的技术偏好、市场规模和产业关联等因素推动,制造业地理集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技术外溢效应,临近区域之间的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第三,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规模经济特征一方面限制了产业空间集中,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产业的扩散,但总的来说,具有微弱的促进产业空间集中趋势。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变迁与知识服务业发展研究

选取OECD 7个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中的结构分解分析法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7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以期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过去10多年经济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消费增长,投资和贸易所起的作用较弱;服务业比重提升是因为其产出增速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和技术的拉动;知识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源于中间服务需求的提升;由于知识服务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等特性,技术进步的产出效应在知识服务业的表现最为明显。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碳足迹核算

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碳足迹,模型中改进了进口碳强度的估算方法,分解了进口品用作中间投入和最终使用的量。结果表明,我国是碳足迹净出口国,且出口碳足迹的增速高于进口碳足迹的增速;不同核算原则下我国负责的碳足迹量差异较大,消费负责的核算原则对我国更有利;碳足迹逆差的部门主要集中在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和纺织制品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这些部门应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重点调控部门。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及其调整的节奏、力度和频度有较大差异。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的原因、表现进行分析后,笔者建议：第一,跟踪和评估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高度关注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向和流量变化,提前做好预案。第二,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整体稳健的基础上,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确保经济平稳发展。重视对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的研究,特别要关注价格型政策工具的作用,做好政策工具的储备和测试,加强货币政策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率的引导,进而形成完整的市场利率曲线。第三,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重点关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经济领域及其脆弱性,警惕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方面的风险。     

国企改革矛头指向垄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指出,今后5到10年我国经济发展有7个方面的趋势和政策取向：第一,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发展新兴产业和带动传统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二,加快城市化进程。第三,加快西部开发。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第六,发展开放型经济。第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经济转型中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中国实际对Davidson等人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ECM)作了重要修正:即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并利用1978～2002年的有关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主要结论是:(1)1990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比例相对稳定,而1990年之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为持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派生控制机制和比例控制机制对短期消费的影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2)受长期均衡比例下降影响,1990年后消费和收入的走势开始分叉,但这并不说明消费与收入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变协整关系。     

有效税率、投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实证

本文测算了我国劳动、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以反映这三种要素的真实负担情况,然后,利用结构VAR模型分别研究三种税率的结构性冲击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短期内有利于投资率的增加,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为负;对资本收入征税,短期内不利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中国制造业14,291家企业1998~200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行业内、行业间以及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①的溢出效应。通过使用两类反映溢出的变量指标,且每一类指标按照地区和三位数行业分类标准细分,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本地区某行业外资的进入是否对本地该行业的内资企业有外溢影响?第二,本地区某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本地区该行业的相关行业的内资企业产生技术外溢?第三,其他地区某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本地区该行业的内资企业存在技术外溢?结果表明,在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表现并不明显;在行业间,外资企业通过人员培训效应或人员的流动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在地区间,外资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     

合约执行效率与企业技术赶超

后发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沿企业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实现技术赶超,是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制度环境角度入手,分析支持交易的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效果的影响。本文认为,企业在技术赶超过程中需要购买要素和中间产品,由于合约不完全,事后机会主义会影响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合约执行效率会影响这种关系专用性投资事后遭受机会主义的风险大小,从而影响交易的实现,最终会对企业的技术赶超产生影响。运用1998~2007年中国的企业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的技术赶超有正向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这种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越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其技术赶超受到合约执行效率的影响越大;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的这种异质性作用大小还受到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更大,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更小。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希望通过改革来提升经济效率水平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持。     

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面板数据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深入研究了中国在1990-2013期间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耗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不存在电力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与此同时，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对当期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正向的作用，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促进当期的电力消耗，同时也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和CO₂排放量增加；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对当期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负向的作用，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滞后期对当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结论一样，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该发现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电力部门能源政策的制定都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     

考虑微观结构噪声与测量误差的波动率预测

以测量误差的分布理论为基础，本文将微观结构噪声的影响引入到测量误差的方差中，构建了包含微观结构噪声影响的HARQ-N模型。使用蒙特卡洛模拟与中国股市的高频数据对HAR、HARQ、HARQ-N模型与HAR-RV-N-CJ模型的估计和预测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HARQ模型和HARQ-N模型的测量误差修正项对波动率的影响系数统计显著为负，HARQ-N模型的测量误差项影响系数远大于HARQ模型，更大程度地减弱当期微观结构噪声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并且，考虑微观结构噪声和测量误差的HARQ-N模型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效果在统计上显著优于HAR模型、HARQ模型与HAR-RV-N-CJ模型。     

Dynamic Valuation Decomposition Within Stochastic Economies

I explore the equilibrium value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models that incorporate responses to a stochastic environment with growth. I propose dynamic valuation decompositions (DVD's) designed to distinguish components of an underlying economic model that influence values over long investment horizons from components that impact only the short run. A DVD represents the values of stochastically growing claims to consumption payoffs or cash flows using a stochastic discount process that both discounts the future and adjusts for risk. It is enabled by constructing operators indexed by the elapsed time between the trading date and the date of the future realization of the payoff. Thus formulated, methods from applied mathematics permit me to characterize valuation behavior and the term structure of risk prices in a revealing manner. I apply this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how investor beliefs and the associated uncertainty are reflected in current‐period values and risk‐price elasticities.     

投资、消费与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古典角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古典的内生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做一个简单考察。文章考察了投资、消费与经济内生演进机制在中国的运行状况,分析了这一机制的总体特征,并依时序发展考察了其演进与变化的过程。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后,经济演进机制的运行变化的紊乱,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足。解决好上述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Survival during a Crisis: Alliances by Singapore Firms

In this study, we focus on the under‐researched issue of how environmental shocks impact alliance survival. We draw from several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s, managerial theories of the firm (such as agency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ies. We argu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shock and alliance survival is a contingent one. Specifically,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following types of alliances will exhibit better likelihood of survival: alliances that yield a balance of short‐term and long‐term benefits (scale alliances) rather than purely long‐term benefits (link alliances); alliances that lead to either cost reduction or near‐term improvement in revenue realization (marketing alliances); and alliances that bring together partners from different economic regions (those involving Western and Asian partner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348 alliances formed by Singapore firms, we find that marketing alliances and those involving at least one Western partner indeed exhibit a better likelihood of survival during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We conclude that alliances that can enhance revenue potential in the short‐term are more robust to environmental shocks and that alliances can benefit from an effect similar to risk reduc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资源配置最优控制模型研究

针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长期趋势出发,建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最优控制模型,并通过对模型的实证分析,探索在各种资源约束下经济发展最优化的有效途径,为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国通胀预期与通胀的动态关联性——基于宏观金融模型的研究

通胀预期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我国不同期限国债的名义和实际收益建立了含有宏观因子和潜在因子的仿射无套利模型,从通胀补偿中分解出了通胀预期。研究认为:分解出的短期和中期通胀预期与通胀率的动态关联性较强,而长期通胀预期和通胀率的动态关联性较弱;各期限通胀预期都不是理性预期,但中期和长期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发现CPI是影响通胀预期的最重要因素,其影响效果随着期限增加而增大;存款利率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效果次之,对短期和中期预期有正向影响,且随期限增加而减小,对长期预期有负向影响,且随期限增加而增大;但M2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短期和中期通胀预期的事前和事后预测能力都优于央行调查预期。     

供给与需求驱动型原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多时间尺度影响研究

不同时间尺度下，供给和需求驱动型原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结合小波变化及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影响方向、影响强度及影响持续时间三个角度对这种差异性展开研究。首先，在多时间尺度下识别供给和需求驱动型原油价格变动；随后，就不同类型原油价格变动对全球综合股指的动态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两类原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在短、中及长期下均有显著影响，但需求驱动型原油价格变动在超短期（尺度1：2-4个月）和超长期（尺度6：64-128个月）下对股票市场没有显著影响；2）两类原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方向在短期和中期下具有随机性，在长期下具有正向影响；3）两类原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强度在短期和中期较在长期要高出至少60%；4）两类原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时间随着时间尺度的增长而增长，由短期下的20个月左右延长至长期下的60个月以上。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与GVAR模型的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使用可替代能源生产的中间产品,构建能源约束和碳排放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具有空间关联性的中国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控制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且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考核的目标,可以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提高碳排放清洁技术水平、增加碳基能源的边际产出等实现;能源消费总量的考核目标对能源消费强依赖地区约束性较强,对其余地区的约束力较弱,其余地区可节能潜力较强;能源结构逆向调整的存在使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对少部分省(区市)无法达到减排效果。进一步地,本文实证分析了目前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科技进步对能源结构顺向调整效果不显著、可再生新能源的研究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清洁方面无显著效果;依靠传统能源价格的调整虽能有效减排却会抑制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