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外部知识管理能力与网络嵌入性收益

以产业组织、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利用不同数据窗口下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变更与现金持有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产品市场上的掠夺风险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使公司的现金持有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当公司发生高管变更时,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持有的影响更多地凸显为代理成本动机下的现金减持行为;高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变更后续年度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使产品市场上掠夺风险对现金的正向影响减弱,公司的现金持有相应呈现降低的趋势.实践表明,有序的市场竞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以及公司内部有效的治理机制对公司制定科学的财务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基于高管变更的调节效应

以产业组织、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利用不同数据窗口下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变更与现金持有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产品市场上的掠夺风险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使公司的现金持有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当公司发生高管变更时,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持有的影响更多地凸显为代理成本动机下的现金减持行为;高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变更后续年度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使产品市场上掠夺风险对现金的正向影响减弱,公司的现金持有相应呈现降低的趋势.实践表明,有序的市场竞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以及公司内部有效的治理机制对公司制定科学的财务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调:产品市场竞争;高管变更;现金持有;调节效应     

反倾销制裁对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反倾销制裁给国际贸易摩擦受害国的微观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实证研究反倾销制裁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发现反倾销制裁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然后分别检验现金持有的融资约束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但没有发现这两种机制的稳健性实证证据.进一步地，基于反倾销制裁对企业投资机会的影响，提出现金持有收益与成本的权衡理论，实证结果支持这一理论.最后发现面临反倾销制裁时上市公司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价值.研究结论增加现金持有政策的国际贸易研究新视角，而且为我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制定公司金融政策提供借鉴.     

试论股权结构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

现金持有水平的确定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财务决策,它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经营和价值创造,还与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密切相关。本文从代理理论出发,以股改的完成为背景,从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3个方面来分析股权结构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降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     

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交叉上市、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超额现金价值

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角度,将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的改变引入到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框架中。以1998年至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ittmar等提出的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估计方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交叉上市的虚拟变量,对比分析A股与AB股、AH股以及发行ADR企业所处治理环境的不同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普遍存在折价现象;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边际价值为负;既在A股市场上市同时又在B股市场或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降低,且私有上市公司的折价降低程度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表明严格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现金资产折价;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特别是私有公司,可以通过交叉上市增加外部治理约束降低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提升公司价值。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出现持有大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现象,为什么企业持有大量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以及企业持有现金的后果等问题,逐步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主要从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展开现金持有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同国外有很大差别,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内部人控制严重,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国外的实证结论直接移植到国内缺乏说服力.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也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我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因素和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银行性债务、净营运资本负相关,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正相关,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得到了经验支持;国有股、董事会规模、股东保护程度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经营者持股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以及领导权结构并没对公司现金持有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从现金持有量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性提供了证据,需要我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市场化进程、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持有

公司多元化经营伴生的内部资本市场和代理成本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重要因素,转型经济的制度特征是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主要背景。基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将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持有问题相结合进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以2004年至2009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市场化进程,采用分组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多元化经营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及其程度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显著负相关,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负相关性。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多元化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而且有助于从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的结果判断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市场化进程与内部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