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治理中的公众情绪引导研究

近年,在我国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尤以邻避类环境冲突事件为主。邻避冲突事件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公众的情绪因素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公众的情绪会受到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社会信任、从众心理、社交舆论等因素影响,因此,邻避冲突的防治,不仅要重视对公众情绪的引导,还要善于从情绪影响因素入手,对情绪进行科学引导。     

重构公众风险认知:邻避冲突治理的一种途径

公众对邻避风险的认知受其知识状况、邻避风险特性、伪科学谣言、媒体传播状况、政府信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众对邻避风险的认知与实际风险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及对应的风险行为选择是邻避冲突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基于重构风险认知的途径,从强化科普教育宣传、提升政府公信力、完善邻避决策的公众参与、发挥媒体积极作用等方面综合施策,以消减公众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更好治理邻避冲突事件。     

邻避风险的源头治理与决策优化——基于H县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问题的日益严峻,邻避类公共设施在各地非建不可,但政府现有决策模式经常触发邻避风险,造成邻避冲突。以H县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为个案,深入分析邻避风险生成中的政府决策诱因,提出实现邻避风险源头治理的政策建议:再造邻避项目决策程序,推进开放决策,加强风险沟通,建立邻避设施补偿机制,注重舆论造势与引导,创新邻避项目治理体系。     

邻避维权中的公众负面情绪演化及干预研究

公众邻避设施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引发的焦虑和恐慌诱发邻避维权行为的产生;公众对设施风险的揣测与交流加剧负面情绪的衍生和相互感染,相对剥夺感的激化最终导致维权开始;理性维权受挫,挫折感知加深,集体愤怒彻底爆发,引发激烈的非理性抗争行为;可行能力缺失的感知诱发绝望、无力感,诱发怨恨心理,积累更深层次社会风险。规避邻避维权中的负面情绪演化的对策:一是从负面情绪产生的源头入手,科学合理选址,重视设施环境影响评估;二是在设施运行过程中,提升技术手段,加强对设施风险运行监管,降低其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三是优化当前的公众诉求沟通机制;四是转变理念,转变当前以GDP为主的官员考核机制;五是健全邻避设施补偿机制,让公众能够理解和认可赔偿方式,避免强化相对剥夺感。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困境与出路

邻避设施因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兴建,其选址又因毗邻民众反对抗争事件的发生而受阻.邻避设施选址体现了空间规划属性,因此可在空间理论中探讨.从空间正义视角来看,邻避选址困境是因未平衡和兼顾各主体利益而造成空间分配正义失衡、未保证利益相关者参与而造成空间过程正义失衡所致.所以,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要从对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多样化的补偿来实现空间利益分配正义,从具体规定公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决策的参与程度、参与阶段、参与方式等操作性内容来实现空间过程正义这两个层面寻找出路.     

核电项目引发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机制研究

发展核电项目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核电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核电项目引发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具有风险认知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冲突的非直接利益性和风险的窗口期效应三个特征。可从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机制和构建信息公开机制方面入手,预防和治理由核电项目引发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单维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单位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以闹取胜式邻避抗争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以2009—2018年中国典型以闹取胜式邻避冲突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及多案例研究方法,建立邻避抗争归因模型。研究表明:心理—偏好逻辑是诱致以闹取胜式抗争的内在驱动力,制度—选择逻辑是导致以闹取胜式抗争的外在推力,资源—工具逻辑赋予了以闹取胜式抗争的决胜条件。由此,破解以闹取胜式邻避抗争需要破除引致邻避问题的心理性障碍,消解内因积弊;破除加剧邻避问题的制度性障碍,排除外因故障;构建良性对话机制,多元协同治理。     

领导干部之间邻避冲突的本质、特征与化解

邻避冲突除了民众与政府二元主体,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领导干部之间的冲突。领导干部之间的邻避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领导干部避责的表现,是针对收益与责任不对等的一种对抗。在以领导干部为主体的邻避冲突情境下,冲突时间往往是在邻避项目决策与建设之前,非激进的温和拖延手段是领导干部常用的冲突方式。应积极化解领导干部之间的邻避冲突,促进各方利益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共项目选址要兼顾各方,避免产生冲突;领导干部应提升责任意识,积极解决矛盾;上级政府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利益补偿。     

邻避运动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在邻避运动的视角下,我们会发现当前社区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社区共同体在转型和重构的过程中,其形态和行动机制呈现出新的特征,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基于对新的社区共同体的认识,更新社区治理理念、革新社区治理体制,进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邻避运动,化解邻避冲突。     

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事件随机演化情景分析

随着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社区制的推行，由公共设施引发的社区冲突逐步凸显，其中，风险集聚类邻避设施成为引发社区冲突的主要诱因。邻避冲突事件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和随机扰动要求现有研究不应局限于确定环境下事件的分析，而应在更加真实的不确定环境下对冲突本身展开探讨。鉴于此，本文以演化博弈论为理论基础，引入高斯白噪声随机干扰项，构建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事件中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两类群体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分析在无政府监管与政府监管情景下群体策略选择行为的随机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研究发现：（1）无政府监管情景下，当营建企业采取强硬策略收益小于成本，且周边民众采取抗争策略成本大于收益时，（合作，妥协）是其演化均衡策略组合；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策略选择演化速度与初始策略选择概率密切相关。（2）政府监管情景下，当政府监管力度大于营建企业采取强硬策略收益与采取合作策略收益之差，且政府监管力度大于周边民众采取抗争策略收益与采取妥协策略收益之差时，（合作，妥协）是其唯一策略演化均衡点；政府监管力度对营建企业策略选择有显着影响，而对周边民众策略选择无显着影响。（3）随机因素对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中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策略选择行为产生干扰，但随机模型演化趋势与确定性模型相一致。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完善监管机制，赋予公民参与权利，企业建立"柔性"冲突协调机制，民众合法表达利益诉求，推动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治理框架的构建。     

美国如何处理“邻避冲突”

茂名PX事件让＂邻避＂这个词再次引起关注,所谓＂邻避＂,就是在城市化推进和城市建设中,居民反对某些市政设施建设和土地利用的现象。近年来,由于市政设施建造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趋频繁。纵观国外历史,＂邻避＂现象几乎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而同时出现的。     

邻避冲突中社会公共理性重塑研究

多元文化背景衍生出多元化的个体理性,公共理性和普遍共识的缺乏内生于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这造成了社会个体之间仅靠利益维系的脆弱关系。邻避冲突反映了社会个体缺乏运用公共理性参与公共生活的问题,暴露出兼顾个人利益维护和公共利益分享的个体理性算计逻辑,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强烈的溢出损害效应,强化了社会整体性疏离。应针对个体理性的脆弱性做出正面反馈和回应,以公意为基础重塑公共理性,加强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批判、争辩、讨论,在私利与公利的均衡与共融中探求解决邻避事件更广阔的行动空间。     

“邻避”冲突困境的政策成因分析及政策规划

<正>一、"邻避"冲突事件及其政策影响公共问题无小事,上升到政策问题的公共问题更是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近几年,环境污染型"邻避"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这些矛盾和冲突基本上表现为化工厂、垃圾处理厂、核电站等项目修建过程中因环境的污染、潜在的风险、规避的困难而引发的群体性对抗事件。"邻避"是台湾学者对英文Not In My Back-yard(直译为"别     

邻避事件的风险演化机制研究——以M市P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以M市P垃圾焚烧项目事件为例,在把握事件发展动态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探讨邻避事件中的风险演化问题。研究发现,邻避事件各风险要素之间并不是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而是形成了风险叠加效应。在演进前期,主要表现为敏感群体的环境风险放大;在演进中期,主要表现为媒体的风险传播和社会动员;在演进末期,主要表现为风险人群与政府的博弈。其中,演进末期是决定邻避冲突是否爆发的关键。风险人群的组织化程度、行为是否保持理性和克制、政府能否恰当应对,均决定着事件的走向。     

分歧与共识:邻避冲突主体的认知差异及转化

邻避冲突是民众与政府认知分歧和行为不合作的一种外化表现。主体差异、价值冲突、认知模式、利益分配等因素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歧—对立—共识"体现了主体认知变化和双重建构的过程。摆脱邻避冲突的困境,推动主体从认知分歧向共识转变,需要推动主体价值观念变化、政府与民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以及决策过程改变。     

邻避型街头抗议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趋向分析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邻避型街头抗议活动对于社会稳定而言是正面促进还是负面冲击?学术界对此存在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应该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分析发现,邻避运动中的政府与邻避设施承建单位、民众与环保NGO分别组成的两大次级联盟存在建立倡议联盟合作框架的基础性共识,即维护社会稳定;其次,基于事实层面研究发现,邻避型街头抗议活动的抗争策略为典型的依法抗争型,利益诉求导向为典型的就事论事型,民众抗争行为是典型的积怨发泄型。所以,邻避型街头抗议活动实际上是正面促进了社会稳定的实现。     

邻避补偿回馈机制的利益聚合能效研究

利益聚合动能孱弱是邻避冲突治理无法实现共赢的重要原因,补偿回馈是聚合冲突各方利益的基点。货币补偿、公共设施回馈、生态补偿具有增进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创设环境友好的生态体系的作用机理。然而,补偿回馈机制也存在激励效应失灵、环境正义困境、公众心理困境难以消解等局限。因此,应通过建立心理补偿吸纳机制创造合作共利基础、实施复合型补偿策略提升补偿激励综合效能、建立利益补偿制衡机制公平分配利益并分担风险、引入竞争性补偿回馈策略将选择权交给公众等途径,优化补偿回馈机制,提升利益聚合能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