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政府补贴和公平关切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研究

基于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政府不补贴和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供应链最优定价、绿色度决策及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不补贴时,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会降低产品批发价格、销售价格和绿色度,减少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则随着其公平关切增强既存在增加也存在减少的情况,具体与产品绿色化效率有关。相比之下,政府补贴时,产品绿色度更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更大;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可以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但并不影响产品销售价格、绿色度和社会福利。基于此,政府补贴不仅能够增加供应链利润,还能协调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产品定价与绿色度决策的影响。     

CSR投入对闭环供应链定价与协调决策的影响

研究了供应链成员的社会责任（CSR）投入行为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考虑了闭环供应链中以下四种不同的CSR投入方式：（1）无CSR投入；（2）制造商投入CSR；（3）零售商投入CSR；（4）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投入CSR。通过对比不同模型的均衡决策和利润，发现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进行CSR投入的方式对闭环供应链决策成员和系统均最有利，而零售商投入CSR的方式优于制造商投入CSR方式。其次，以集中化决策模型的最优结果为基准，探讨了不同CSR投入方式下分散化闭环供应链系统的协调机制设计问题。结果表明：两部定价契约能有效实现CSR约束的闭环供应链的协调；且在制造商与零售商同时投入CSR决策情形，契约中制造商的议价能力最弱，零售商的议价能力最强。最后，通过算例分析了模型中关键参数对闭环供应链均衡决策与利润的影响，并进一步对闭环供应链协调的性能进行了分析。     

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新产品和再造品差异定价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将企业社会责任（CSR）纳入研究,分别构建了集中决策下供应链整体承担CSR、分散决策下分别由制造商与零售商单独承担CSR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模型,探讨了履行CSR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和闭环供应链对CSR的最佳承担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数量折扣与CSR履行成本共担的组合契约模型。研究表明：当闭环供应链成员单独承担CSR时,制造商承担的效果与零售商相比,两者各有优势,没有出现某一种承担方式的效果明显优于另一种的情形;无论制造商还是零售商,单独承担CSR的最优决策与集中决策相比均有较大差距;随着新产品与再造品竞争程度的增加,闭环供应链各成员及整体利润也随之增加;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能够按照数量折扣与CSR履行成本共担的组合契约来共同履行CSR,闭环供应链系统能够达到协调的效果,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     

政府补贴方式对绿色供应链制造商减排决策的影响机制

考虑制造商自主研发减排与外包减排任务两种情形,研究政府分别依据减排研发和单位产品减排量进行补贴下供应链的最优决策问题。从供应链制造商的角度,对给定政府补贴方式下,制造商的两种减排决策进行了对比,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在制造商特定的减排情形下,两种政府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进行比较。进一步,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两种补贴方式下补贴系数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采取依据减排研发的补贴方式进行补贴时,自主研发减排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大于外包减排任务情形的利润;当政府采取依据单位产品减排量的补贴方式时,相比外包减排任务,制造商选择自主研发减排均能得到更多的减排量和利润。当制造商自主研发减排时,政府依据减排研发补贴方式比单位产品减排量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更好,但利润较低;当制造商外包减排任务时,两种政府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和利润均相等。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以上结果,同时表明补贴系数对减排效果和利润具有显著影响。以上结论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补贴方式及企业减排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考虑绿色制造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零售商自有品牌策略研究

本文针对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绿色供应链，探讨了制造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零售商自有品牌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1)随着制造商CSR水平的提升，知名品牌的绿色度和市场需求量将得到提升，而自有品牌的绿色度和市场需求量则会下降；(2)制造商CSR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零售商和供应链系统的利润，而且当零售商采取绿色制造策略时，合理的CSR水平还能够改善制造商利润；(3)零售商创建自有品牌会降低知名品牌市场需求量、绿色度和制造商利润，甚至可能损害市场需求总量、供应链系统利润和消费者剩余，而此时制造商可以通过设置较高CSR水平来阻止零售商创建自有品牌，保障自身利润。最后，本文将模型拓展至不同的博弈情形。     

政府补贴下考虑零售商不同竞争行为的闭环供应链决策及合同选择

本文考虑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竞争零售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其中制造商是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两个零售商作为博弈的跟随者,研究政府再制造补贴下供应链的决策及合同选择问题。以集中决策为基准,分别建立零售商内部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和Stackelberg博弈时的决策模型,分析了零售商的不同竞争行为、竞争强度及政府补贴对最优结果的影响,同时对零售商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时成员间签订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后闭环供应链的决策及利润进行了对比,并设计出可以协调整个供应链的新契约。结果表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行为会使其最优零售价格增大,最优废旧产品回收率及供应链最大利润降低,当零售商内部采用Stackelberg博弈时闭环供应链所获得的利润最低;竞争越激烈,三种模型下各成员的最优定价、回收率及利润都越低;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激励集中决策下的回收行为及促进该模式下供应链利润的增长;当零售商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时,成本分担契约的签订可以提高闭环供应链的最优回收率,而收益共享契约能够使得供应链及制造商的最大利润有明显增长。     

产品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偏好与供应链中的质量-数量协调

在产品质量和产品数量（订货量）内生化的情形下，同时实现其质量和数量的协调将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进一步，在产品低质量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情形下，制造商将面临着产品责任（表征制造商对消费者产品伤害的补偿），从而导致"产品责任如何影响供应链中的质量-数量协调"这一问题。最后，如果核心企业具有对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偏好，则这种CSR偏好又如何影响供应链中的质量-数量协调？针对这三个问题，首先，利用批发价合同构建了一个由上游制造商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运作博弈模型；其次考察了制造商产品责任、CSR偏好程度和质量改进效率对其产品质量决策、批发价合同和相应的供应链节点企业利润的影响；最后，研究了供应链质量-数量协调问题。结果表明：（1）产品责任不影响产品质量、订货量、供应链节点企业经济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但制造商批发价随产品责任的增加而增加；（2）随着CSR偏好程度的增加，产品质量、订货量、零售商经济利润、供应链系统经济利润和消费者剩余随之增加，而制造商经济利润随之减小；（3）质量改进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订货量、零售商经济利润、供应链系统经济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4）一个由数量折扣契约和质量改进成本分担契约共同构成的协调机制，可以有效的实现供应链系统的协调，其中，产品责任将促使数量折扣契约中产品批发价的增加和质量改进成本分担比例的减小，而CSR偏好程度的增加将促使数量折扣契约中产品批发价的减小，但不影响质量改进成本分担比例。     

考虑CSR行为意识的闭环供应链运作与协调

在考虑制造商企业社会责任(CSR)行为意识及零售商CSR投入的情形下,研究第三方回收闭环供应链的运作及协调问题。分析了制造商的CSR行为意识与零售商的CSR投入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及二者对闭环供应链成员及整体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的CSR行为意识与零售商的CSR投入均有利于降低新产品批发价格、扩大新产品市场需求、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且二者具有相互激励的作用。虽然制造商的CSR行为意识会导致自身纯利润减少,但却能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改善闭环供应链其他成员及整体的绩效。“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不仅可以实现闭环供应链系统协调,还能促使制造商增强CSR行为意识、零售商提高CSR投入水平。     

考虑零售商销售努力的CSR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

本文构建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基于零售商销售努力和不同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情形,研究闭环供应链的定价决策,并分析了销售努力效应和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零售商销售努力均有利于降低批发价,提高需求量和废旧品回收率;不同主体社会责任行为均有利于刺激供应链的需求、提高销售努力水平和回收率.与无CSR模型相比,制造商或零售商承担社会责任时,自身经济利润有损失,但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润会增加,最终供应链整体利润和社会效用都会增加.     

两层级分散决策供应链库存转运问题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由制造商及分散决策零售商构成的两层级供应链,研究了库存转运对供应链各方利润的影响。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并推导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确定了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水平,并确定供应链各方在库存转运下利润提高和降低的条件。理论分析显示,制造商及零售商利润增减均由转运价格决定,转运价格阈值则受临界分位点水平影响。最后给出了零售商进行库存转运的供应链协调契约。     

考虑政府低碳政策的双销售模式供应链决策研究

消费者低碳消费趋势及政府碳排放政策的颁布和实施，迫使企业必须审视自身生产运营中的碳排放问题。本文研究单一销售模式和双销售模式下政府价格补贴、一次性补贴、碳税等政策对低碳供应链决策的作用机制，构建含有一个生产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低碳供应链集中式决策模型。基于基准模型和三种政策决策模型，解析分析各政策对供应链产品定价和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同减排程度下，双销售模式的产品价格补贴力度大于单一销售方式；从政府角度来看，对于单一销售模式，要使企业达到相同的减排效果应当选择一次性补贴政策，而双销售模式应实行价格补贴政策；政府征收碳税提高了减排边界，促使更多企业进行减排，同时单一销售模式减排边界高于双销售模式；政府应该合理制定碳税，否则会导致企业不愿减排或退出市场。另外仿真分析了减排量对产品价格和供应链利润的影响以及三种政策参数对供应链利润的影响，揭示出相关的管理学启示，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政府制定低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考虑商誉的双渠道供应链动态定价与联合减排策略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将产品商誉和减排量作为状态变量构建微分博弈模型。文章首先讨论了不同渠道结构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均衡策略，随后探讨了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对供应链协调性的影响，最后通过算例对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产品商誉轨迹随时间变化呈现多变性，而减排量轨迹则具有单调性。与单渠道相比，双渠道下零售商的广告努力和利润下降，而制造商的减排努力和利润增大，只有当传统渠道市场占有率较高且制造商竞争较小时，制造商单渠道的利润才高于双渠道，此时制造商将不会开设网络渠道。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制造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系统利润的帕累托改善，且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品牌偏好越高，制造商和零售商越有动力达成合作。     

混合碳政策下两产品供应链的协同研究

本文在碳税-碳交易并行的混合碳政策下，面对存在低碳偏好的市场，以单一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像，考虑其生产和销售存在一定竞争关系或替代关系的两种不同产品时，供应链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减排决策，并改进收益共享契约，提出通过构造同解方程进行契约设计的新思路。研究发现，制造商和零售商采用改进的收益共享契约可以使得自身利益实现帕累托改进，并确保供应链的整体利润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契约中的收益共享金额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溢价能力和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只要它在特定范围内波动，供应链就可以实现协同。最后，利用数值例子验证了上述结论。     

碳交易政策下供应链碳减排与低碳宣传的微分对策研究

为分析不同类型的碳交易政策对供应链中企业运营产生的长期影响，在考虑产品商誉能够影响消费者需求且具有动态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三种微分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与没有碳交易相比，基于企业碳排放历史数据的碳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从长期角度提升制造商产品的碳减排水平和零售商的低碳宣传水平，同时产品最终的商誉和零售商的利润也有所增长；此外，基于产品碳排放数据的碳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碳减排水平、商誉和零售商利润，而零售商的低碳宣传水平保持不变；当政府的政策满足特定条件时，基于产品碳排放数据的碳交易政策对制造商更有利。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供应链减排微分博弈模型研究

针对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考虑消费者的低碳偏好和碳交易政策,建立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两种情形下的微分博弈模型解决供应链动态优化问题,比较两种情形下的最优均衡反馈策略、减排量的最优轨迹及最优利润,提出减排策略。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验证了命题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者低碳偏好及碳交易价格进行灵敏度分析发现：随着低碳偏好的增加,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减排量和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均增加,并且政府在规划期内应及时调整碳交易政策,达到激励企业减排的效果。     

Nash讨价还价公平关切下基于低碳商誉的供应链联合减排与广告的动态优化与协调

基于Nash讨价还价理论构建公平效用体系,同时考虑产品低碳水平和低碳商誉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运用微分博弈理论与方法探讨了供应链成员的公平关切行为对分散决策下零售商广告策略和制造商减排策略的影响以及集中决策下的相关策略。通过对比发现,集中决策下产品的低碳水平更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向成本分担契约,实现了供应链协调。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对重要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并验证了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制造商边际利润比较小时,制造商不会对减排进行投入;只有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制造商才会承担零售商的广告成本;制造商的公平关切行为不利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零售商适当地关注公平,有利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与分散决策相比,双向成本分担契约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效用以及利润现值均有所提升。     

不同减排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本文针对节能服务公司融资难、回款难及其与用户之间缺乏信任等现象,结合实际中节能服务公司与制造企业采取的不同减排合同机制,分别构建了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和减排量保证型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的三级低碳供应链模型,并对比分析了不同减排合同下持股策略对供应链企业决策及利润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并结合案例及数值算例发现,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中,当制造商单独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增加持股比例会使产品减排量和链条上其他成员利润增加,同时低碳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当零售商和制造商同时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两公司增加持股比例同样会使企业决策和利润得到优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企业大联盟,但该种情形会加大持股比例与企业决策和利润的协调难度。此外,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下,制造商对节能服务公司持股可使环保红利和企业效益均得到增加,建议此种减排模式下的供应链企业实施持股策略;但对于减排量保证型合同,持股策略对各企业决策及利润并无明显改善,因此该种减排合同下不建议企业间采取股权合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