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失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总量约束规律作用显现,我国需求增速明显回落。与此同时,受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然而,供给侧受多重因素影响,总量和结构调整缓慢,导致供需失衡,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供给学派的思想,着力消除制约供给调整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推动供需再平衡,促进中国经济在新的中高速平台上稳定增长。当前,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应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扩大开放等领域加大供给侧改革实施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演变

对三次经济过热问题治理的实践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核心表现,实际上我国的宏观调控思想早在1993年至1997年之间就已初步形成,同时也已经在经济“软着陆”中实现了良好应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新常态,现阶段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核心内容应当是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文章以时间为主线,同时将经济思想和经济史进行有机结合,总...     

中国经济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宏观经济失衡从以往的总量性失衡为主转向结构性失衡为主,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供需结构错配和金融业、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要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来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从短期看,要突出问题导向,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从中长期看,要着力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等方面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并围绕这些领域深化改革,以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再平衡,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是逐季下降,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如果中国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纠正在执行“四万亿”政策时出现的问题,那么在今后若干年,中国完全可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目前,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以弥补“总需求不足”。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应该看到扭转中国经济持续下跌趋势的主要出路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支持技术创新、产业链重塑和医疗养老设施的投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不但同体制改革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促进。如果听任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由于磁滞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累积作用,或者受外部冲击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机会窗口就可能会关闭。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建议

2009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针对2008年以来的“偏紧型”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中性偏松的政策,即在“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下实行结构性松动。“双稳健”政策的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从战略上实现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稳定发展相结合,以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     

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与路径

终端产品结构主要与人的需求偏好和收入水平直接相关,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广泛可比性。本文通过比较先发国家、后发成功追赶型国家、欧洲模式发达国家和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在不同发展水平的终端产品结构,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终端产品结构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和趋同性。与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的终端产品结构相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偏离和扭曲,同时也展现出到2035年中国终端产品结构的演进路径和调整方向。在中国居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应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规律,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终端产品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战略和政策,较大幅度降低基建、房地产投资比重,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相应提高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政府消费则应向教育、卫生、社保和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2012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前瞻

“在价格涨幅降低和需求增速降低的背景下。2012年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加大，就业压力加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分析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和资金净流入的大量增加,存在着两个显著的变化,即货币需求的大幅增加和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大量盈余,而这两个变化同时对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基于这两个变化,通过对IS－LM模型的修正,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成功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在中国引起各界关注。随后,中国开始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以此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管理与选择性产业政策混合的产业政策体系向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体、以功能性政策为辅助的产业政策体系转变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开始重视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运用。总体上看,中国的产业政策越来越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仍保留了大量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由此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日趋突出。当前,中国应转为实施以功能性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重在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创新、推动产业绿色与包容性发展。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演变——基于DSGE的模型分析

中国正进行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在缓慢改变,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随之变动。然而已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大多基于完全市场经济,而未考虑到转型经济体中的非市场因素,从而难以解释中国的情形。本文基于DSGE模型,从要素配置市场化及行业准入限制逐步放开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本文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实际经济,根据模拟结果,我们发现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1)对于国企经济,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将逐步减小,而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会逐步提高;(2)对于民企经济,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都将逐渐减小;(3)对于总体经济,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将逐步减少,而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将在改革前期不断上升,在改革后期逐步下降;(4)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将有所差异。因此,央行需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对各政策目标实施相应的政策工具,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并加强政策工具间的协调配合。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那时以来,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历史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今天,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伟大进程,展示巨大成就,总结成功经验,必将有助于我们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改革开放30年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30年来的反腐倡廉建设,一直在为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清除路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为建设一个永葆先进性的执政党提供政治保障.在反腐倡廉的丰富实践中,党的反腐倡廉理论得到了创新发展.     

中国产业升级的演进与政策选择——基于产品空间的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利用1995～2016年出口数据描述了中国产品空间变化和产业升级演化过程,勾画了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方向。研究发现:(1)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逐渐从产品空间的外围向中心扩张;(2)新兴产品的出现符合产品空间理论中的临近原则,距离已有优势产品越近,边际产品转化为新兴产品的概率越高;(3)通过把出口产品空间对应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变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和中国经济增长;(4)伴随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从发展前景看,中国近期重点发展的产业是机械和汽车等产业,长期有待发展的产业是飞机制造等。     

中国的管理创新机制——基于改革开放后管理思想发展的研究

尝试弥合管理创新研究中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割裂关系,构建一个跨层级、互动分析模型,即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管理创新实现机制的理论模型。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看作不断进行管理创新的过程,在新理论视角下分析和说明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客观制约性、管理创新主体的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目的是为了在明确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反思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特征与规律,期待通过深入反思来促进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准入政策演进及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经历探索与调整、快速推进、有序调整与主动进取等多个阶段的演进,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定位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认识外资准入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以上问题均犹未可知。本文在梳理中国外资准入政策演进的基础上,从产品质量的视角探究了外资准入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放松显著提升了外商投资份额,并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及其增速;同时发现外资准入放松对内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显著大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从内资企业内部看,外资准入放松的影响是全面的,并没有体现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加总层面分析发现,外资准入提高了具有高产品质量企业的市场份额,使资源得以优化再配置。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外资准入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更多是由于优惠政策引导而非"以市场换技术"的市场放开所致;外资准入放松引致的外商投资份额增长通过产业关联、产品转换以及本地集聚效应等促进产品质量及其增速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开放战略,尤其是外资准入及投资自由化改革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企业存货调整与中国财政政策的效力发挥

存货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企业存货调整将对宏观政策的效力发挥产生影响。本文在基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上,引入存货变量,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考虑存货变量之后,财政支出产出乘数的短期乘数变大,长期乘数变小;(2)财政支出增加会促进私人消费提高,同时短期挤出、长期挤入私人投资,但二者的总量效应微弱。基于不同存货持有动机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模型检验,证实了上述判断的稳健性。接着,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VAR方法估计,本文发现,产出、居民消费与私人投资对财政支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基本与存货模型的模拟结果匹配。由此,本文认为,当前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重视企业存货调整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于创造有效消费需求、加快"去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