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股利变更公告的股利信号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股利变更公告,提供了一个比之前文献利用年报研究股利市场反应更为干净的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市场反应。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各种股利发放变动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并没有信号传递效应;股票股利发放只是传递了关于公司当期净利润的信息,并没有传递关于公司未来盈余的信息。具体来说,市场对现金股利变更的反应不及对股票股利变更的反应敏感;同时发现,现金股利的变更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而股票股利的变更则参考了当期净利润的表现。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后MBO上市公司进行高现金分红了吗

后MBO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象是公司股利政策和MBo研究的一个交叉点.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后MBO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家数占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都高于上市公司总体.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平均也高于总体.后MBO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现金流量、资本公积金累积、资产规模等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未显著影响公司的股利发放.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否定了MBO会导致公司高现金分红或称"恶性分红"的命题,认为MBO公司一直实行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息分配,并未因股权变更而改变股利政策.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类公司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每股收益、总资产周转率和现金股利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的成长性和每股现金股利存在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没有明确的线性相关关系.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股利政策、盈余持续性与信号显示

本文基于盈余持续性的概念,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股利类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大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中派发了现金股利的公司其盈余持续性要强于未派发股利的公司,而且在净利润和营业利润上也表现出更强的增长能力.但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中.股利支付率的大小与盈余持续性强弱并不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股利支付率高的公司在盈余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上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盈余持续性.最后,大股东对于现金股利的偏好并未显著影响到盈余的持续性.由此,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成为以持续性衡量的盈余质量或未来盈利能力的附加信号.     

行为金融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解释

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股利?美国学者Baker和Wurgler从行为公司财务角度出发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该理论放宽了MM股利无关论中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现金股利政策应该由企业特征决定;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则理性的管理层会为了提高股价,迎合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偏好.结合股利的迎合理论,融入新近出现的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基于沪深两市2000-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我国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引入现金股利溢价指标,研究了公司股利支付意愿与现金股利溢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处于同一生命周期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有较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及盈利能力以及股利政策连续性指标强;面对更高的股利溢价时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研究证明,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股权分置改革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基于迎合理论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0年的数据,基于迎合理论,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反映投资者偏好的现金股利溢价并不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现金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解释力显著增强。这一结果表明,股改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更加注重中小投资者的偏好。股票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政策在股改前后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政策与中小股东的偏好密切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的发放大致有两种选择,股票股利的发放会直接影响投资者对该公司的投资信心,其被认为是上市公司内部资金周转不灵的前兆,进而影响股票行情,相反,现金股利的支付大大减少了公司高层可供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对管理层造成了市场上的压力,用以避免其最大化私利而损害了各个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本文就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因素做出研究,主要根据上市公司的股权的基本结构与发放现金股利的政策作出分析,本文主要运用的软件为统计学软件SPSS,对所分析的变量进行了简单初步的回归,从而得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正负关系影响。     

股利政策代理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出发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我们利用传统的增长机会与自由现金流来识别过度投资公司,通过考察2000—2002年股利增加大于10%的315家公司,我们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要显著地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这说明代理成本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国内特殊存在的非流通股以及国有股对于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影响,通过同样的事件研究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市场宣告反应检验,结果发现:非流通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反应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非流通股的存在对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没有显著影响;而国有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宣告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国有股产生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大了管理层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并确实影响了现金股利的发放。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代理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我们进一步发现,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及流通特征,现金股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Power,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organization, control, leadership, etc., all seem to be just so many euphemisms for power, and this suggests a discourse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at calls things by their proper name. This paper on the contrary stresses the need to resolve the concept of ‘power’ itself into more differentiated notions, and proposes that clarification may be derived from distinctions once explicit in the vocabul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but lost in 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 It argues that nothing but confusion in thinking about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legitimation can result from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the phenomena this vocabulary identifies and distinguishes are irreducibly different.     

A new lease for life? The return of vitalism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concept of concern, lived experience or “inhabiting” as part of the so-called “affective turn”. My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notion of concern cannot be thought or understood without the concept of life. The concept of life, however, is somewhat of a taboo topic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 hold, nevertheless, that in order to reflect on their assumptions and to define concern for their own studies, scholars need to think about life and make a choice regarding the various approaches that can be taken. I therefore present and compare four vitalist approaches: romanticism and Lebensphilosophie, vitalism as ethos and pathos, neuroecosociality as well as vitalism as be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