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监与家族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差异研究

本文应用2006-2010年台湾上市电子公司的相关资料,研究独立董监事公司型态与家族治理公司型态对公司绩效的差异影响。倾向分数配对结果为,设立独立董监事制度确能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稍差于专业经理人治理之公司,但在股票报酬率的研究分析中,二者无差异。     

海外上市地点和企业投资:纳斯达克、香港、新加坡上市企业比较

本文研究海外上市地点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香港和新加坡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相差不大,而纳斯达克在这两个方面均存在显著优势。良好的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可以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缓解企业面临的代理问题,从而减少企业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行为。与此相一致,我们发现相比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而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低,规模小、上市时间短、应计项高、杠杆率低的企业受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纳斯达克上市既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也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过度,这表明纳斯达克信息环境优势和制度环境优势共同作用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新加坡,中国企业的上市天堂

作为全球高效而具有吸引力的资本市场之一,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GX)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天堂.新加坡股票市场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为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大约35%的上市企业来自海外.截止到2005年底,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158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占231家海外上市公司的68%,可见中国是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海外公司的主要来源地.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董事会治理评价、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在优化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进行指数化评价,并对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数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治理质量趋于改善,独立性有所增强,但整体治理指数仍然较低;行业因素、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即行业的竞争性越强董事会治理质量越高,当控股股东为职工持股会和民营企业时董事会治理指数较高;不同董事会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单一董事会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缺乏显著性和一致性,但作为一个整体,董事会治理质量的改善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据此提出改善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对公司海外间接上市监管的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在海外证券交易机构上市.随着大量中国公司远赴海外上市发行股票以筹集资金,相关问题也随之产生,如信息披露问题、海外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海外上市对本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等.因此,研究中国公司海外间接上市的监管,不仅能使上市公司监管当局更加有效地监管海外上市公司的一系列融资行为,使海外上市公司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海外上市公司规范自身行为、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等具有实践意义.本文以公司海外间接上市监管的概述为开始,介绍我国对公司海外间接上市监管的立法,并就我国公司海外上市监管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选取截至2008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16家公司2008～2010年平均数据为样本,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提取公司治理结构主成分,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与公司绩效变量的关系,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绩效的建议。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4-2010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加入企业绩效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基于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类化理论更能解释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尤其对短期绩效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三种基本职能背景中,“生产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最大.“多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有助于企业海外绩效的提升,但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三种特殊职业经历来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部空降的高管,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则会提高企业的海外绩效.     

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中国上市银行的效果研究

中国上市银行越来越多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银行绩效.本文以2001年至2008年我国13家上市银行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计量方法从上市银行治理指标、安全性、盈利性、成长性四个方面,对上市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前后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能有效完善中国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市银行绩效的改善.说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境外战略投资者较为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经营理念和风险控制技术,基本达到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最初目的.     

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公司运作效率的高低,对企业的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的对策。     

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针对近来对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争论,本文介绍了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概况,并以实际案例说明了海外上市企业的成长性。在此背景下,本文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原因,认为企业上市是企业自身的决策行为,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而国企海外上市不但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反而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大量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既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了压力,也是促进国内金融市场重组和改革的动力。     

开放资本市场:应对“三资企业”“独资化”发展倾向的策略取向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所呈现的“独资化”趋势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 ,对三资企业“独资化”发展的福利分析表明其对中方存在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了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跨国公司在华上市的建议 ,作为遏制三资企业“独资化”趋势的对策 ,并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上市后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方投资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促进中国股市规范发展的溢出效应３个方面阐明了该项策略建议的可行性。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对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研究正逐步从单一地对投资产业分布的考察向解析公司股权结构扩展。本文正是运用有关股权结构的理论 ,分析了三资企…     

生态税与社会就业：“双重红利假说”的视角

基于生态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综合性税制改革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针对中国当前环境问题和就业问题这两个突出矛盾,本文基于"双重红利"假说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就生态税对两者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预期效果和限制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生态税能否达到双重红利的效果与多个因素有关,特别是与企业所处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紧密相关,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政府征税能力不强,企业逃税比较普遍的环境下,政府的直接补贴未必能实现补贴的初衷.建议在引入法律意义上的生态税税种之前,先在一些地区或行业进行试点,基于我国实际状况的财税改革措施可能会有更好的实际效果.     

The future of American health care in the "post-reform" era

"As the debate over health care reform rages in Washington, the market is reforming itself. For any given market, it's a question of 'How soon will it hit?', not 'Will it hit?'" Health care reform and market restructuring are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integrated health care. Although the future is not fully clear,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competing models for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and statewide health systems that will integrate the financing and delivery of services to large enrolled populations of consumers: Payer-driven networks. Provider-sponsored systems. Partnership models. Whatever the future scenario, physician executives will play a larger, more dominant role. Research on integrated health systems has identified thre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future success: physician-hospital integration, clinical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For managed care to be successful, there must be clinical leadership. The essence of managing care is clinical efficiency, based on "critical-path" treatment protocols and real-time patient care management, supported by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s.     

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的影响——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

选取1993-2017年数据,以H股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为研究对象,运用DCC-MVGARCH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等多种组合方法,考察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发展和目的地既有上市公司影响。结果表明：第一,H股在港上市扩大了香港市场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第二,H股在港上市提升了H股与香港市场既有股票的收益相关性,以及香港市场与大陆市场及全球市场的联动性;第三,H股在港上市对既有股票的估值影响是积极的。总之,来源于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和既有上市公司的综合影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大于"质量传染"效应和分流效应,促进了目的地市场质量提升和市场发展。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跨境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基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战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市场效应的实证研究

针对1997年到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的282例样本,就其控制权变更公告日效应的平均超常收益率和累计平均超常收益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的信号传递效应在[-2,2]区间上完全实现。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公告日收益率变动呈现出如下趋势:在公告日信号传递效应区间,其收益率显著为正;随着传递时间延伸,收益率显著为负,从而在整体上,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对并购公司股东并未显示出明显绩效改善。上述结论统计检验极其显著的。     

现阶段我国政府债务“警戒线”的反思及债务风险的防范

通常人们依据债务规模的“警戒线”来衡量政府债务风险 ,认为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已经较高。本文对此作了探讨并得出结论：前面的结论实际上很难成立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我国债务风险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对债务资金可能形成的持久依赖。防范债务风险的根本措施是坚持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调整 ,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国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的运用 ,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一般对债务风险的判断都是基于国债负担率、赤字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这样一些指标。…     

土豆私募得与失

与前妻的婚姻财产诉讼,险些将自己一手创立的土豆网IPO葬送;6轮融资后,持股比例仅剩12.7%。一波三折的土豆网私募,CEO王微为何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相关风险投资机构中,谁才是最大的赢家?     

不同“融资铜”模式的风险识别与警示

针对现实中防范"融资铜"风险的需要,本文归纳提炼出三种不同的"融资铜"模式,并就其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人民币价格波动风险和标的物价格波动风险及其联动性进行深入剖析;采用GARCH-Copula模型,利用上述风险的收益数据及风险因子数据(2011年5月至2014年4月)对单一风险及综合风险进行识别与模拟,对不同模式中综合风险分布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在险价值做出警示。结果表明:"融资铜"是一种套利行为,其综合风险收益具有右偏特性,并明显呈现出尖峰厚尾的风险分布特征,相同置信水平下在险价值显著高于单一风险在险价值;其存在极值损失,发生极值损失对企业自身及金融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相关监管机构必须对"融资铜"加以重视并实施控制,以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之中。     

Administrative Reform Policy: The Challenges of Turning Symbols into Practice

Administrative reform policies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number of reform symbols. While these are generally aimed at further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y can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and generate problems in implementing reform practice. This paper starts by discussing the theory of reform symbols and relates it to theories of instrumental, negotiation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reforms. We illustrate this discussion by analyzing interview data collected among the central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elite in Norway. The analysis shows the relevance of reform symbols even in Norway, a country with a reluctant reform tradition and few incentives for reform. The respondents often perceived reform symbols as negative, something that creates problems for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econciling symbols with practice and leads it to engage in double-talk.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 on different levels have differing attitudes towards administrative reform symbols, reflecting different roles and perspectiv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ymbols are a main feature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but also that reforms are not only symbols. Symbols matter, but turning symbols into practice is not an easy task t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