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tshan-bcu、mi-sde、yul-sde、yul-gru、yul-dpon

政治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吐蕃史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吐蕃行政制度和军事建制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学术界着力对《唐蕃会盟碑》,《两唐书·<吐蕃传>》,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87、1286,以及《贤者喜宴》等一系列反映吐蕃时期及敦煌统治区内政治、军事建制的可靠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涌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解读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许多写卷写的是与苯教丧葬仪轨有关的一些仪轨故事。本文将对反映吐蕃苯教丧葬仪轨佛教化的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背面,以下不再注明)作解读,并对这写卷的历史背景稍做探求。笔者深感这项研究的重要,虽功力不够,仍勉为其文,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法国老一辈的藏学家石泰安先生曾对 P.T.239作过解读,1970年他发表了专文《一份关于西藏苯波丧葬仪式的古代文献》(Stein,1970)。他     

吐蕃历代后妃记略

由于敦煌、新疆发现古藏文写卷、木简等吐蕃时代的史料,加之对中世纪的藏文历史著作以及汉文文献的综合研究,使得人们对吐蕃王朝的社会情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各项制度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本文打算从接触到的一些藏文史料,就吐蕃王朝社会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经济、历算、占卜、谚语、译文、词典等,唯独从未发现沿革意义上军事文书。去年《中国藏学》第3期发表了2013年在拉萨最新发现的一份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写卷的部分内容,本文将介绍该写卷的余下部分,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一件较为完整,而且极有价值的吐蕃兵律史料。文章对写卷涉及的一些吐蕃兵法律例的解读仅为初步、粗浅,仅为抛砖引玉。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

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与吐蕃关系密切者相当多,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我国学者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关注为时甚早,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取得相应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历史、文献、考古、艺术、科技、藏医、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成为敦煌学研究中成就较大的学科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21世纪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下)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P.T.999号敦煌藏文写卷再研究——以往汉译本比较及相关史事补正与考辨

P.T.999号敦煌藏文写卷因涉及吐蕃后期墀祖德赞及末代赞普达磨小王妃及王子微松,引起学界及研究者重视.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解读该写卷,梳理以往研究状况,辨析以往汉译本异同并纠正个别误译之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译本;在对写卷本身作进一步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对卷中存有歧义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就几个主要历史人物生卒年等相关史事作了补正与考辨.从而也更进一步说明这份写卷珍贵的史料价值.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

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有学者经过艰苦求索,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觅得二残片,并对其进行了翻译、考释,证明收入传世经典藏文《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早在吐蕃时期已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笔者近来在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时,有幸发现了《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的结尾部分。尽管是残片,但该写卷的意义在于抄经尾题中记录了完整的经名及抄经题记,对研究牛角山的取名以及于阗历史、宗教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敦煌吐蕃文书P.T.1297号再释——兼谈敦煌地区佛教寺院在缓和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公元8世纪70年代,敦煌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长时期的拉锯、鏖战之后,由于安史之乱,唐朝无暇西顾,因而吐蕃占有了该地区各地,全盘控制了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的局面。大概是在公元790年,实行推广新的制度,就是用吐蕃军事部落联盟政体中的”部落制”来代替原有的乡、里社区合作制。此事在国外有好几位专家曾撰文讨论。笔者曾以《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     

隐喻与权力:藏地古代的谜歌——德乌(LDEVU)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吐蕃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王政时代。这个时代共包括了长达31代赞普的王系传承。有关这些赞普的世系传承情况及其简略事迹,无论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敦煌古藏文写卷还是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藏文史籍中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不过,有关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政治与宗教特点,大多数藏文史籍中均     

附国与吐蕃

长期以来 ,附国问题不仅与吐蕃密切相关 ,且一直颇存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 :一、附国是否为吐蕃 ?二、附国位于何处 ?三、附国的下落即附国是怎样灭亡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吐蕃史的角度以及具体的地理环境、文化与史实背景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认为附国非吐蕃 ,其中心位置应在今川西北雅砻江所流经的甘孜县一带 ,并从敦煌吐蕃藏文写卷“编年史”的有关记载对附国入唐以后的下落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推测。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

20世纪藏学和敦煌学在学术界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性的两门显学。特别是敦煌文献中大量藏文文献及汉文材料有关吐蕃史料的相继发现与整理,使藏学研究与敦煌学研究得以相得益彰、共同繁荣。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研究

敦煌本藏文写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纳音表,这个内容以往藏文文献中未见提及,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也仅此一件。本文首先给出该写本录文和汉译文,并据以编制了藏汉对照六十甲子纳音表。通过对其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及藏历胜生周的比较,说明写本的属性、用途和编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误将其当做特殊的六十甲子纪年表,并用于推定吐蕃历史年代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予以澄清。此藏文本系六十甲子纳音文献,其内容源于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