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论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这篇论文以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探索，着力探讨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论文首先是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即从科学的器物，知识层面到科学的体制，社会层面再到科学的精神，价值层面，这个过程是科学家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思想基础，其次论文是从一些典型事件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的科学－社会意义和科学－文化意义，即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思想推动到体制推动，演绎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论文最后拟探讨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引言 科学和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英国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甚至指出，在15世纪以前的好几百年里，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曾经遥遥领先于欧洲，但是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不仅促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也使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相形见绌，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     

欧洲与中国联合研究协调计划（CO-REACH）

欧洲与中国联合研究协调计划(CO-REACH)是一个欧洲科技政策与资助网络组织，旨在拓展与中国在自然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该网络组织意在为欧洲与中国的科技合作起到协调组织的作用。它的职责是加强对欧洲各国与中国相关的政策及研究资助计划的协调作用，并将合作纳入到其他欧洲多边合作计划中，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的有关计划和协议。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文艺复兴:近代科学产生的艺术背景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深厚的人文艺术背景.被艺术界强化的复古与创新的氛围,为近代科学的学术传统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艺术界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珠联璧合,为人们积极主动认识世界设立了目标并做出了良好的示范.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诉求,进一步促使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完美结合.艺术界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相得益彰,在开启心灵之门的同时,也打开了近代科学之门.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的强盛,就没有近代科学所根植的丰厚的土壤.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科学精神缺失的文化视角探析

科学精神在现代化达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恰恰缺失了科学精神,大大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导致科学精神缺失的文化因素主要来自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儒家人伦文化体系对科学文化的排斥,传统文化中的实用、工具取向对科学理性的疏离,学术功能政治化对科学文化的压抑,哲学层面的经验论思维模式对科学文化的替代.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我们应当着力促进中国人伦文化向新型科技文化的转型,建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统一的新型科学文化.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在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形成了各自的范式,先后在南北朝,宋元和晚明出现三次高峰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近代人的实际影响尚待研究,但历史文献中的灾异记录对新兴的自然系统研究的价值,传统科学范式对当代科学转向的启迪,某些文化价值对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结合的意义,都越来越明显,在历史上曾一度占世界科学高峰的中国科学传统,可能在未来世界再放光彩。在信息时代中国人有能力传统与新文化的     

再谈中国数学史研究的两次运动

20世纪的中国数学史研究，在李俨与钱宝琮、吴文俊的倡导下，出现了以“发现”和“复原”为主流特征的两次运动。为了回答对20世纪中国数学史研究存在两次运动的提法的质疑，进一步论述了李钱运动中的“复原”研究与吴运动中倡导的“古证复原”的本质差别。20世纪的中国数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科学编史学的一个案例，值得认真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