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我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的背后因素

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技术,通过对非农就业人数的结构分解分析,研究我国在1997-2002年阶段以及2002-2007年阶段非农就业人数增加的背后支撑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部门最终需求的变动,GDP和消费等最终需求构成项的总量对就业的拉动效果在两个阶段均很明显,但是1997-2002年阶段的GDP的贡献率高于2002-2007年阶段的GDP的贡献率.     

区分内外资企业和贸易方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投入产出模型-区分内外资企业和贸易方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该模型考虑到中国内资企业和 外资企业在生产技术、消耗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以及出口中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差异,将国民经济细分为6个部分. 在编制完成的中国2007年42部门区分内外资企业和贸易方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基础上,文章分别测算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诱发作用.     

中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递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预测了中国未来１５年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基于对未来人口、劳动力的增长和部门水平上的技术变化的估计，本文运用递推动态的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模拟了１９９５年～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就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本文强调了非中性的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重要作用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理性的农村劳动力根据自身的经济约束做出培训决策和进城务工决策。根据培训前农村劳动力是否有城市部门需要的技术、农村劳动力是否接受失业技能培训、培训期后农村劳动力是否进城务工,并定义接受过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是技工,没有城市部门技术的农村劳动力是力工,而将生活在农村的劳动力划分为十类最优化问题。然后,对培训前有城市部门所需要技术的农村劳动力和培训前没有城市部门所需要技术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转移决策的均衡分析。使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对比系数研究发现,短期内,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非农就业对城市经济结构不产生影响;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可以表征城市经济结构。而且,经济中存在最优农村劳动力城市的非农就业人口规模。最后,在信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政府应该做好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进城后的准备工作。     

我国钢铁企业低碳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将资源、能源与环境要素纳入钢铁企业效率评价体系,利用DEA模型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16家钢铁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低碳经济效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钢铁企业低碳经济技术效率普遍较低,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其中技术进步指数有微弱的阻碍作用,技术效率衰退则是主要原因.通过对钢铁企业低碳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能源结构、产品结构与钢铁企业低碳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技术进步、环保投入与政府规制对钢铁企业低碳经济效率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中国多部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提出了一种多部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将整个经济系统的总产出增长完整分解成十个部分,并与一定的经济意义对应起来(主要有:劳动配置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投入总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位劳动投入产出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配置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总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位资本投入产出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结合实际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1990年-2000年)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该段时期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三个:资本投入总量的增加,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5.5%;单位劳动投入产出水平即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0.2%;单位资本投入产出水平的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份额为15.8%.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RAS分析

技术进步与投入相对价格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结构变化, 然而, 从已知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变化反向推导出引致变化的原因并不容易. 本文试图将经典的投入产出表更新与调平技术RAS拓展为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模型, 在事先不预设产业结构变化是需求驱动还是供给驱动的条件下, 把投入系数矩阵的变化分解为列变化、行变化和特定变化. 从而, 定量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原因. 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国产业结构在向高度化发展的同时,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在高速增长, 这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产业升级内化为地区间产业转移的效应.     

中国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研究

本文在供给侧结构视角下,分别从产品层面和区域层面测度我国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水平,分析城市住宅-办公-商业的耦合协调关系,揭示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的平衡性、充分性、区域性和时序性特征.通过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7年的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的平衡性较强但充分性较弱,整体平衡充分性水平偏低且城市差异显著;2)房地产供给结构的区域性特征明显,西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城市的平衡充分性弱于东部地区,国家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平衡充分性较强;3)房地产供给结构平衡充分性的城市差异在逐年收窄,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整体趋于平稳健康发展.现阶段提升住宅-办公-商业的协调度将有助于优化我国城市房地产的供给结构.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汇率波动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汇率波动对出口和部门进口的影响,进而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之外,汇率波动还会影响进口品和国内品之间的替代,进而影响国内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分贸易方式来看,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加工贸易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汇率波动对总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对部门出口增加值而言,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大,加工出口比重高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小.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分解

利用修正的投入产出模型和IO-SDA分解法对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评估、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业平均直接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且旅游业在所有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较小,其中交通部门是其关键构成;中国旅游业碳排放量更多来自其他产业部门,且各旅游业二级部门的直接-间接碳排放结构比例差异较大;进口与国内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使得旅游业完全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不同旅游主体完全碳排放构成差异显著;驱动旅游业二级部门碳排放流入强度变化的因素从单一的直接能源消费强度主导模式向直接能源消费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部门结构效应与技术-投入结构效应等多因素并举模式转变。     

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

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 ,可持续发展正是人类在追求其经济目标、社会目标与生态环境目标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崭新发展观 .中国在 2 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促进经济增长 ,稳定社会就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三重挑战 ,能否成功 ,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还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本文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背景 ,提出一个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 ,对中国在 2 1世纪前 2 0年的中长期发展中 ,经济增长、就业变化、污染控制以及产业结构的转换与调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模拟与展望.     

金融业“营改增”福利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金融业“营改增”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在测算其增值税税负临界点为6.94%的基础上,应用中国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在5%和6%两种增值税税率情景下的福利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减税”效应对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正面影响,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推动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税收方面,虽然降低我国间接税总收入,但增加了关税、消费税、直接税等税收收入,显现一定的“拉弗效应”;结构层面,促进了要素资源向第三产业集中,积极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演变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基于58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本文采用58个国家面板数据,通过全局最优的模拟退火法(SA)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是实现产业结构工业就业效应的有效机制,城镇化通过第二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促使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企业规模是产业结构变化推动服务业就业的有效内在机制,企业生产扩张和竞争力提高使服务业就业得到优化配置.第二产业对工业就业,第三产业对服务业就业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间的总体就业溢出效应为负向;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就业弹性较小,就业结构并不能跟随产业结构演变而发生质变.此外,发达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负,表明在产业结构的成熟阶段,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正,表明还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阶段,拥有剩余的人力资源,可以实现工业和服务业就业"齐头并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司并购的证据

海归人才能否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是连接我国人才引进与经济转型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从海归高管角度切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并购重组活动为观测场景，实证考察海归高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海归高管显著提升重组公司专利创新，海归高管指标一单位标差的增加将使不同类型专利创新提高4%~5.8%。在公司并购前引入海归高管、引入海外学习经历的海归高管、在多元化并购中引入海归高管能够更好地提升重组公司专利创新，在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区域中引入海归高管能够提升并购公司发明专利创新。机制研究表明：海归高管能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容忍度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渠道促进公司发明专利创新。本研究揭示海归高管的风险承担偏好及控制能力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如何更好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绿色增长模式的动态仿真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中国绿色增长系统的动力学模型,通过对经济、资源、环境、生活、政策子系统参数的调控,预测人均绿色GDP、资源环境成本、生态安全指数、环境污染指数、国民幸福指数以及研发效率等变量的动态趋势,模拟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问题的日益严重将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政策干预与国家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对资源的生产与使用起到约束作用;方案4:协同发展模式以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经济损失、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代表了快速增长低消耗低污染的发展模式,即绿色的增长模式.     

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要素投入的视角

首先,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1995-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灌溉设施、农村公路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固定资本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其次,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将农业全要素生产力(TFP)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灌溉设施的贡献率、农村公路的贡献率四个部分,测算灌溉设施、农村公路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灌溉设施、农村公路对劳动力具有互补效应,对固定资本具有替代效应,这两种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灌溉设施和农村公路促进了农业生产率增长,且灌溉设施的作用较大.因此,加强灌溉设施、农村公路的建设有利于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优化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结构,提高农业TFP.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0个省级单位的相关数据,利用熵值法和Moore结构变化值,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计算全局Moran'sⅠ指数,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空间依赖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率,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产业结构处于调整期,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其经济增长效应仍显著;"产城协同"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产城联动对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带来的"结构性减速"和"三重压力"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时期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驱动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系统分析绿色住宅的市场化发展过程，从绿色住宅的质量（性能）、供应端、需求端三方面入手，全方位探讨驱动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的关键路径. 结果表明，开发商的绿色住宅开发计划、绿色住宅的设计和施工质量以及政府强制性政策法规对绿色住宅的质量（性能） 有直接的正向的作用，其中，政府强制性政策法规的影响最大；开发商的市场预期、战略和价值取向以及政府的激励政策对绿色住宅的供应有直接的正向的作用，其中，政府激励政策的影响最大；人口结构与数量、收入水平、消费者满意度对绿色住宅的消费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其中，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最大. 研究结果可帮助政府或开发商科学制定相应对策，从而更好地推动绿色住宅的市场化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与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产出增长的源泉分解——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

在DEA-Malmquist指数的基础上,考虑能源要素,进一步把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产出的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及要素投入的增长效应.研究发现,考虑能源要素后, 2002-2009年间: 1)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为21.48%,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 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平均每年带动产出增长7.48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贡献2.98个百分点,技术效率改善贡献4.5个百分点,要素投入平均每年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4个百分点; 3)要素投入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速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为了维持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 必须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     

美国再工业化祸兮福兮：双向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简称双向FDI，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双向FDI能否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需要迫切解答的问题。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双向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对“双引擎”在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调节效应，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了不同中介作用的贡献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遮掩效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既能直接调节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能通过调节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大于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遮掩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仅在沿海地区存在遮掩效应，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沿海地区成立；美国再工业化对双向FDI的调节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有效发挥双向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