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佛山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佛山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抽样调查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居民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第二,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区域差异。第三,家庭氛围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和社会信心体验对居民的自评幸福感有普遍的影响;心理健康体验对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明显。第四,与较高层次需要关系密切的主观幸福感成分对自评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较为突出。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追踪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追踪研究法,基于4个时点、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纵贯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稳定在3.2分左右(5分满分)。排除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和获致因素(婚姻、学历、职业、收入)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导游自我认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其幸福感知关乎导游队伍的稳定性、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文章基于导游主观幸福感调控命题展开,引入"导游自我认知"和"领悟社会支持"内外部因素变量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调控策略。实证环节通过路径分析及假设检验探析自我认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认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自我认知对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自我认知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效应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最终,据此提出导游岗前执业风险预判,构筑导游良性人际支持与和谐主客关系的建议。     

论城乡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以湖北省十堰市为例

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居民幸福感指数是居民主观幸福感感受程度的指标数。在过去十年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监测社会进步和评估社会政策,发挥着民众生活状态和社会运行状况“晴雨表”的作用。本文以对湖北省十堰市城乡居民幸福感指数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为基础,得出社会人口学特征、兴趣爱好、压力应对方式、未来目标等是影响十堰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的结论,阐述了政府在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应更加关注基层养老问题、注重改善民生、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重视对社会心理的把握和引导,以期有效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     

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

社会科学中对幸福感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学科视角出发,从传播学角度直接论述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了大众传播的媒介使用对使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介使用通过三种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人们通过媒介内容(信息)的主动使用与满足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媒介作为中介变量能使大学生构建更广阔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通过参照系对比和后续行为,进而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勾连;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如"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象征性资源,整合社会凝聚力,人们的"认同"感知的变化会隐性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种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文献综述研究,综合考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主要是收入因素、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建立了多种模型,通过对全部数据、训练集、测试集等模型比较验证,并利用评价指标综合考虑,得出随机森林在分类模型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预测较为合理且准确.根据模型结果,文章从收入因素、收入差距、社会环境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浅析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文对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存在相关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影响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孤独感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685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孤独感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⑴大学生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孤独感变量之间两两相关且均达到显著水平;⑵大学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作用;⑶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中,孤独感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且占据优势作用。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测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着眼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进行幸福感研究对于我国居民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出应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采用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