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选择与超大城市人口流入区域——基于北京、上海的实证分析

运用北京和上海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选择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调控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通过调整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中国大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现状、问题与对策

人口居住郊区化对城市发展具有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影响,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例,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大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的现状特点与成因机制,中国与西方国家人口居住郊区化有同有异,为适应城市郊区化应采取一定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对策。     

超大城市土地优化配置中的人口问题初探--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首先指出超大城市日益严重的土地资源短缺迫切要求城市土地的优化配置,然后以广州为例,具体阐述了在超大城市的土地优化配置中要如何重视与人口分布、管理的协调.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城市化阶段和大城市地区不同区域人口空间变动——以上海静安区、浦东新区和南汇区为例

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城市的不同区域人口变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根据20多年历时性数据的动态分析,对上海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在人口总量、迁移强度和迁移方向的不同特点进行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1992年前后,上海的郊区化历程才正式开始,当前上海正处于从前期郊区化向深度郊区化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相对扩散向绝对扩散发展的时期。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人口变动的规律性,实行分区域的人口发展对策:结合人口导出带来的城市问题引导城市更新;结合近郊区人口聚集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引导远郊区的人口聚集加强新城建设。     

人口空间集聚红利的概念、产生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依然存在。合理利用“人口空间集聚红利”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对“人口空间集聚红利”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分析人口空间集聚红利产生的机制,然后在数理推导的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我国2000—2021年285个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与检验。研究发现：在人口空间集聚机会窗口期,我国的人口空间集聚能够产生显著的人口红利;人口空间集聚红利随着人口空间集聚程度的增大呈现出倒“U”型变化;相对于常住人口规模在100万及以下的中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在5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更能有效获得人口空间集聚红利;人口空间集聚对于本地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但是会间接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在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充分把握我国人口向城市集聚的机会窗口期,对人口进行分类引导和施策,尽快在人口空间集聚机会窗口期释放人口空间集聚红利,推动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协同高质量发展,构建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形态模拟与预测--基于“五普”和“六普”的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是否有分布和统计规律”的研究议题非常鲜见。通过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尺度数据模拟出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的概率分布函数,并进行概率分布预测,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统计特征。主要结论有：模拟显示,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形态;以2000年分县尺度数据的前向（未来）预测检验和2010年数据的后向（过去）预测检验发现,“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两个条件能很好地模拟未来人口密度的分布规律;以2010年分县尺度为基础预测了2020－2100年的中国人口密度概率分布特征和趋势,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分布极化特征将持续加大,例如2050年,无人区（小于1人／平方公里）的县域比例将从当前的1.02％（29个）增加到4.49％（128个）,超高密集区（大于30000人／平方公里）的区县比例将从0.11％（3个）增加到3.93％（112个）。     

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调查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多水平模型,在城市、区县、个体三个层级对离城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发挥影响的主要在县(市、区)级,主体功能区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对居住环境或条件的不满不会导致流动人口离开所在的城市,与老家相比当前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对流动人口未来是否留在本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两年来本市的流动人口对未来离城的看法并不稳定。     

基于ESDA的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空间分析

利用2012年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分布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ESDA技术对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分布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且集中分布于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在空间格局上存在显著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显著的“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崇明县、金山区等远郊区,显著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五角场区域和九亭镇,较为热点的区域主要集中于花木镇、七宝街道、江川路街道、车墩镇和新桥镇等区域,而青浦区、浦东新区大部分区域则是较为冷点区域,中心城区大部分区域形成了随机分布的区域;不同族别的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有着较大差异,亲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的乡土观念仍然是少数民族常住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     

北京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匹配性研究

由于北京人口规模过猛、过快的增长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讨论从未停止。然而,北京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仅是一种表象和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京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导致的居住与就业的错位。为此,在详细探讨北京城市内部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性演变基础上,深入揭示北京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的根源,最后,为北京制定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政策,实现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和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市场转型、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贫困缓解：以广州和兰州的贫困居民为例

使用广州和兰州的实证数据,在对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测量的基础上,对贫困居民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传统体制资本与贫困居民的贫困缓解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的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意义,但是人力资本、体制资本对个体生活机遇建构无显著意义。文后对市场转型论进行回应,并对城市贫困居民主要资本类型作用的制度环境进行了解释与讨论。     

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下老年健康与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健康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领域。探究老年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准确理解老年人健康指标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和群际差异。本文还利用SF-36量表,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涵盖主客观健康指标,在地区和社区层面重点探究教育程度、个人收入等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老年健康有积极的作用,物质资源越丰富的老人越健康;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给健康带来了正向的外部性,经济越发达老年人健康指数越高;社区层面,老年人生活的社区经济水平越高,其健康水平分化越严重。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老年健康体现为社区层面"低度平均,高度不均",个体层面"低度不均,高度平均",收入水平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延长还是缩短？——基于Sullivan方法的实证研究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不断增长,中国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是在增长还是在缩短？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在总预期寿命中的比例是在增大还是在缩小？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合理地制定老龄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尝试应用国际上最为流行的Sullivan方法回答上述问题。     

中国省域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ESDA方法和空间Lucas模型

文章在运用ESDA方法探讨我国1982²011年间省域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扩展的空间Lucas模型,运用回归方法对省域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30年来我国大多数省区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