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海洋安全环境:新变动与新挑战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深受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后者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动性。近年来,印度海洋安全环境变动加速,主要涉及四方面:首先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其次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问题回归;再次是非安全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凸显;最后是地区治理结构破碎,多个海洋合作倡议呈竞争性发展,不确定性加大。这些环境变动促使印度对其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持续更新战略文件;积极确立新型海上安全观,主动回应新型特别是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进一步细化各子战略,全面回应新的海洋安全环境;积极推动海军国际交流合作,援引外力提升本国安全。     

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

随着近年来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作为印度洋地区惟一聚焦于海洋安全的泛区域性合作组织，印度洋海军论坛已成为该地区海军和海岸警卫力量共同讨论海洋安全事务并寻找合作性解决方案的平台。然而，作为传统的海洋大国与正在崛起的海洋大国，美国和中国等在该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地区外国家均被论坛首倡国和主导国印度有意识地排斥在论坛之外，这与印度可能的地缘战略意图一脉相承：欲变印度洋为“印度之洋”。鉴于中国在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海洋利益，着眼未来，中国应当努力争取获得该论坛的常任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国地位，着力倡导“和谐海洋”的思想，积极而稳妥地推动对于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宏伟构想的认识与实践，追求一种开放、包容、全面的海上安全秩序，在确保自身海上交通生命线尤其是至关紧要的能源进口安全的同时，为印度洋海域、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为世界所公认。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更为显著。在法国与印度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双方都把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视为重点。基于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成为法国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关注。由于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合作是法国与印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最好方式,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面对印度洋地区复杂的海洋安全威胁,法国与印度意识到了海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初步建立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     

印度的海洋战略及印美在印度洋的合作与矛盾

作为主要的印度洋国家,印度长期以来寻求一项确保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大国海洋战略,它体现了印度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的战略图谋。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追寻其“大国梦”的步骤加快,印度对印度洋的安全需求持续增大,将确保海洋战略利益、特别是保证印度洋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视为保护其基本国家战略利益的头等大事。鉴于印度洋对印度和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印度在实施其海洋战略过程中既会与美国保持合作,同时也可能引发相互间的利益冲突。     

印度军事战略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在军事问题上的体现。印度国家战略是称霸南亚 ,争取在印度洋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和支配权 ,充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 ,争做世界一流大国。围绕着这一战略目标 ,独立 5 0多年来 ,印度的军事战略从初步形成到不断调整直至军事战略思想体系的完备 ,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并表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一、印度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变迁印度军事战略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早在公元 4世纪 ,当时印度的政治家考底利耶就曾指出 :“强大的邻国乃是潜在的敌人。”英印殖民统治时期 ,为保护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利益和伺机进一步扩张势力范…     

海权视域下印度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理念、路径与成效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掌握印度洋海权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本目标。为实现其海权抱负，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力图借此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并排挤域外大国。为提升其海权，印度在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中试图树立“友好警察”形象，强化其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重点加大对印度洋地缘政治热点地带的安全治理投入，并利用区域安全治理限制特定大国的影响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通过上述措施，印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权，但其在安全治理中“夹带私货”的行为也对印度与部分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莫迪政府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

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以来,印度实施从“东向政策”到“东进政策”的战略调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进一步融入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当前莫迪政府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主要依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联合东南亚国家积极干预南海问题;与美日澳合作加强军事能力和军事存在;向南太平洋地区扩展影响力。印度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一是因为印度拥有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二是因为亚太地区是印度将影响力超越南亚次大陆、推进世界大国梦的优先方向。亚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其优先方向,主要是基于印度周边大国博弈的格局以及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基础。由于印度北部陆地安全形势的牵制、印度与主要合作伙伴在对抗中国立场上的不一致,以及印度海军军备本土制造能力难以支撑远洋战略等因素,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仍然面临诸多制约。     

印度的印度洋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印度洋是连接大西洋、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印度历来致力于成为世界海洋大国,实施控制印度洋的战略。印度排斥其他国家在印度洋的利益诉求,视印度洋为其势力范围。中国由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增长和安全考虑,日益强调印度洋对巩固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中国急需采取相应对策,有效维护我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上升的战略利益。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凸显。然而,印度洋并不平静,"中国威胁论"的噪音,美国和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部署以及两国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牵制中国的势头,印度洋沿岸地区局势动荡以及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叠加使我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压力当头,我们要主动探索相应的安全路径,从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入手,以构建中美印良性互动关系、组建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多边安全机制为重点,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同时加强远洋海军建设,让安全畅通的印度洋海上通道服务于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印美海洋合作的进程及限制性因素——兼论中国印度洋政策的路径选择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美海洋合作得到更深入发展。尽管维护航线安全等助推印美海洋合作持久发展,但两国海上合作发展也面临着战略定位及战略目标的认知错位、军工管理体制偏差等限制性因素。这为中国擎划印度洋政策预留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当前情势下,权力竞争不符合中国国际战略,以发展为宏旨的利益融合和以解决地区事务为基础的机制协调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中等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加紧了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即不仅要维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要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其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为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一方面建设强大海军,要成为海上强国;另一方面开展广泛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以取得作战经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战略措施上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点。尽管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家综合实力的有限以及对待中美的矛盾心态等,但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优势,增添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应当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出自己的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海上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其涉及范围逐步向非洲大陆扩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最终确定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必要借助"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非洲的机遇,在现有中非经贸、政治及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把中非关系扩展到海洋领域。鉴于非洲多国政局并不稳定、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其中来自海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等局面,在依托"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中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与非洲相关国家加强各领域特别是海上的安全合作,并争取其他域外大国的良性参与,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创建一个"中非海上安全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其他域外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非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及发展保驾护航。这样既能巩固和加强中非传统合作关系,推动其发展到新的层次,更好地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也能避免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走向"零和博弈"。     

The EU's security and the sea: defining a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maritime dimen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s (EU's) security, which encompasses military and civilian aspects, intergovernmental and community component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and geopolitical elements. First, the article provides a narra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element in the EU's security policy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in 2003. By depict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EU's security,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maritime dimension of EU security is generally well established, but often obscured by the complicate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Union. Thereafter, the article emphasises the need to define an effective EU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which would provid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Union's security-related activities regarding the sea that encompass maritime power projection, as well as maritime security and safety. Accordingly the article provides some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such a strategy and for appropriate constituting elements: the maritime-related risks and threats, the maritime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mean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and the theatres of EU maritime operations.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can regional solutions work?1

The development of 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 has been seen by some as key to giving the EU greater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y others as a threat to the EU's strengths as a civilian power.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s of 2002, the EU's new military dimension could not be conceived a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its civilian power acquis. Concerns have justifiably been raised over the possible diversion of resources into the military sphere, the emergence of a less transparent policy‐making culture and ESDP's effect on the way the EU is perceived from outside. However, force levels have remained limited and most policymakers see the new EU Rapid Reaction Force (RRF) as an instrument for complementing civilian elements of crisis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measures ESDP more specifically against the substantive approaches towards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 EU has elaborated. It argues that European strategies suffer most notably from political‐level conceptual weaknesses that cut across both civilian and military domains and that the incipient ESDP has yet to address.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海洋保护区制度与中国海洋安全利益关系辨析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