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演进及当代走向

农民政治参与状况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文章总结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政治参与的演变和发展历程,以及当下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和特征,分析了影响和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若干因素,并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从政治参与行为主体、行为模式、行为方式等视角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向进行了探索.     

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国家单向的强制关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有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存在.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使农民政治参与健康地发展,促进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必须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农民增收难问题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解决不仅有利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快速、稳定发展,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借助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中,农民处在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果而不能参与分配决策的弱势地位,这是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根源所在.因而,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决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由农民认知现状调查看农民的“三重约束”——对来自十三个省市区农民认知现状调查问卷的分析

以农民认知现状为主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知识信息获得途径多元,但差异很大;农民接受培训时间短、参与比例低;农业科技和社会新闻是农民最大知识信息偏好。农民接受从业技能培训不足,形成农民的从业约束;农民自主创业经营时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等要素稀缺度最高,构成农民的创业约束;农民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意识淡漠、自主创业经营意愿不足、再学习和持续发展动机模糊、市场经济伦理要素认同等方面有待提高,又构成了农民的认知约束。“三重约束”下,农民难以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     

我国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制度因素审思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与农民话语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当前,农民非制度参与的激增是其"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制度短缺、制度虚化、制度偏好、制度曲行是农民话语权缺失制度因素.增强农民"话语"表达的政治效能,必须以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再造与重构为前提.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私权自治

农民私权无保障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化.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参与管理理论、当代行政法学"行政权--公民权"的平衡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持项目的过程中形成的村民参与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实现农民私权自治,其核心是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管理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询问权、评议权、表决权、监督权、诉讼权等.     

民间组织兴起与当代社会秩序转型

当代中国的新型社会控制模式,应建构多元互动、民主理性、自主协商的法治秩序.我国近年40余万民间组织的蓬勃兴起,成为构造自主协商性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主导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促进由"单向管理"向"双向合作"的转型,构建了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促进由"被动分配"向"主动协商"的转型,构建了自主自律秩序的生成机制;促进由"无为他律"向"参与自律"的转型,构建了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平台.民间组织兴起中的"中国问题"主要是管制与放任、自主与依赖、民主与参与、统一与多元,建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合作机制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因此,民间组织监管体制需要努力推进,但却不能过于激进.     

论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策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视角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物质的东西最终要靠物质的力量才能改变一样,针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要靠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去化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软性"规范调控作用,即"思想的东西最终要靠思想的力量去解决".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新时期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规定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是衡量基层民主发展状况的尺度.从制度化角度对农民政治参与加以分析,对于实现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开辟政治参与渠道,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新时期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思路与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基于可行能力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内核,文化产品则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产品的供给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内在价值基础.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主供给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方式.但这三种供给方式都难以完全满足农村地区旺盛的文化需求,城乡文化产品的供给存在差距,造成城乡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状况.被称为"经济学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阿马蒂亚·森构建了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全面论述发展问题.文章尝试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为视角分析文化产品的供给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状况不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增长和农村的发展,也没有实现对农民的"平等对待".因此,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状况应该得到重视和改善,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协作供给模式,强化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系,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享有获取文化产品的机会公平;增强多元化文化产品的供给,扩展农民文化产品的选择自由;实现资源下沉,提升农民自身的主体性能力.     

篱栅与通道：社会转型时期进城务工农民的民主参与问题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进城务工较为普遍,而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则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进城务工农民--作为一个"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享有民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却因种种因素制约无法行使,这不仅是其无法行使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其一系列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进城务工了,选举权利却被"搁置"在遥远的农村,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而"农民"、"农民工"的概念界分及其阶级属性的不明确,则是当前进城务工农民行使选举权利受碍的根源所在.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既受现实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受传统政治文化、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同时还受现有政治参与制度缺陷的困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针对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深入探讨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完善对策

制度化政治参与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髓,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还存在种种问题,分析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解决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推进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参与研究

扩大农民参与是保证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顺利实施的战略选择,有利于维护农民群体利益、促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价值互动以及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我国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政治参与一直处于势状态,扩大农民参与应从构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意愿表达机制、矛盾调解机制以及组织参与机制入手.     

村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水平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诉求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村民的政治参与认知不足、政治参与生态不完善、政治参与效果整体不理想。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政治制度和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村教育落后与"半熟人社会"并存。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的主体精神,培育村民的公民意识,优化村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与实践介体。     

新农村宪政建设的两大要务--子民变公民,农民社会提升为公民社会

公民的本质是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的人.公民权的核心是公民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参与权和抗衡国家权力的的政治干预权和政治防卫权.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把农民的政治地位由臣民、子民、顺民提升到国家公民的层次,使农村由臣民社会转变为民主的公民社会,使农民群体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宪政基础和基本动力.     

治理语境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与重构

村级治理是"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单元。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无法满足村级治理的需求,存在要素缺失和权重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主体单一、市场力量不足、农民自主程度弱、供给内容不均衡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应该坚持差异、引导、长期、复合、市场、中介等原则,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政府供给能力,开辟市场服务途径,鼓励第三方参与供给,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为村级治理提供物质、精神以及社会等条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