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神经法学观点

认知神经科学对法律行为背后神经心理机制的聚焦和讨论,催生了神经科学与法学的联姻—神经法学.其中,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评定刑事责任能力是神经法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重点介绍了精神疾病患者决策过程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和反社会个体的脑结构和功能异常以及基因多态性的研究证据,来分析讨论这两个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能力,以此说明认知神经科学可能对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带来的影响.     

法学研究动态

《“入世”与立法、司法及法学研究的三个层面问题》文: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2年3月29日 一、“入世”对法学研究的第一层面问题:中国“入世”前后,有关机关忙于修改、废止与世贸组织的要求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规章乃至司法解释等,企业则不断研究     

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从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评介”看

1 98 0年代以后 ,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西方思想评介”涉及了复杂的西方法学理论的“建构”、“想像”等问题。“建构”、“想像”中所包含的诸如“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评介者的学术权力支配”、“权威导引的单面作用”等又是应予细致剖解的学术机制。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过程中的背景知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学术机制和背景知识的差异的理解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中国进入” ,从而推进中国法学研究 ,首先实现中国法学背景知识的变化涌动才是一个关键。     

从认知心理学到认知神经科学:范式检讨与文化自觉

过去40年间,认知心理学对人类信息加工过程进行精细的实验研究,概括出许多心理过程的基本特性,提供了理解心理过程个体差异的科学基础.从当初的认知科学到现如今的认知神经科学,它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研究范式:符号范式、联结主义范式和具身认知范式.以库恩范式论来观照,从认知科学到认知神经科学每一种范式的转变,实际上都内在地蕴含了其自身研究理念、研究方式与研究技术的深刻变革.对每一种范式演变历程予以深度反思,一方面可以启发范式检讨,这是加深对其理解与应用,使之走向文化自觉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引领心理学从认知革命到认知神经科学演变进程更趋合理化、语境化与文化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更为立体、全面的解读.     

人大学的法学之维

人大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的产出量、重要学科地位有待提高。不宜继续沿用“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研究”等称谓,一般应采用“人大学”、“人大法学”等称谓。人大法真包含于宪法,但是,宪法学真包含于人大法学,不过,宪法学与人大法学真包含于人大学。研究的主体是人大法及人大法学,反对片面地从研究内容上将人大学与宪法学完全割裂开来。以往人大学研究的理论苍白,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方法的边缘性知识熏陶、训练之缺乏有关。人大学的法学之维阐释是永无止境的,惟其如此,不断提高人大学的理论性与实用性并希冀给法学人能在这个领域不断追求知识增量的愿望和持久的信仰。     

法学知识的现状偏差——以麻风病作为切入点

作为法学知识与法学外部知识互动的一个案例 ,这篇论文考察了麻风病在当代中国婚姻法学变迁的形象和特点 ,这一方面折射出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和法学与外部学科知识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法学知识的保守特征。从认知心理学的现状偏差 ,和法学职业实践知识的角度 ,文章对这种保守的特征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以人为逻辑起点的法学研究及其知识目标

研究是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系统方法,这意味着研究必须采用学界公认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来进行。法学研究也不例外,它是为获取有关法律的新颖性、可靠性知识,采取系统的、有规则的方法进行的一种智力创造活动。法学是人学,法学必须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人的模式”的建构,提炼出“法律人”这一核心假定,从而就人的行为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予以研究。在研究目标上,一是要强调法律知识的新颖性,即通过法学研究所产生的新知识能够占领制高点、填补空白点、深化聚焦点;二是要强调法律知识的可靠性,即相关的新知识能够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对于法学研究结论的检验,可采取以理论检验理论、以事实检验理论、以规范检验理论、以逻辑检验理论等检验手段来予以完成。     

法学发展研讨会综述

<正>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学术处和北京市系统工程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1月14日在京联合召开法学发展研讨会。会议着重就法学发展的定义、标志、途径和机制,现代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与法学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对法学发展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指出,“发展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法学发展问题,要搞清法学发展的定义和标志,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判断“发展”与“不发展”,或“停滞”和“倒退”。不同的法学发展模式是在不同的法学     

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变迁

中国目前的法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着概念用语混乱、知识老化、知识更新缓慢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可以考虑废除“法理学(一)”课程,将更多的教学资源投入到在高年级设立的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等专业课程上;在研究生专业设置上,将法学理论一分为三即法理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含法律人类学等广义的法律和社会科学)或更多理论法学的专业,与原有的法学二级学科专业如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并列;通过学科制度建设,进行跨学科交流,增加法学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影响力。     

医学生对医疗损害法律制度的认知现状调研

为了提高医学生的法律意识,谨慎地对待患者的生命权与健康权,防范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发生。本文以《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及相关卫生法规为切入点,评估医学院校学生对医疗损害法律制度的认知现状,对学生进行医学法学知识测评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临床实践存在很大差异,在校生与实习生、西医类专业与中医类专业学生医学法学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实习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认知。本研究提示,学生对医疗损害法律制度的认知不足与教师卫生法学知识的不足、学时有限、医学与法学课程缺乏学科间的交叉整合、缺少复合型师资、专业类别等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以三种法理知识生产为中心

民国时期某些法理知识生产具有“世界化”的特点。对这种特点进行探讨,可以深入理解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可以深入理解这些生产和其时多元微观中国法律法学活动因素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探讨,以及对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理解,可以确立一种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的新型认知模式。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从古罗马时期的Jurisprudentia谈起

对于我国当代法学而言,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学这门学问的性质.在罗马法上,所谓“法学”事实上是指“法的领域的实践智慧”,即,追求正义之事、避免不正义之事的技艺.而中世纪及近代法学与古罗马法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大学的法学”,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使法学教师成为“真正的规则”的解说者.不仅如此,大学还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法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其总体风格就是“理论化的法学”,使之愈来愈趋向“科学化”.到了19世纪,法学家们甚至力图建构出像“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一样精确、直观的法律公理体系.但这种“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在法律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应当回归实践之学本身.     

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

在福柯等思想家看来,任何知识都是基于特定图式加以揭示或者形成的,所以那些操纵“整体理论”或者“真理认识”的话语者,不过是在有意或者无意隐蔽其所采图式的局限或者独断而已,而知识社会学有助于使被贬低的、边缘化的知识运作起来,击破那些知识神话。刘星先生的大作正是如此一种立场、意识的精妙应用,他以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为个案概念,通过知识社会学分析,对一直以来有关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不过是“西学东渐”的主导观点作出了有效批驳。作者发现,近现代“中西法学”包含“相互竞争”的批判关系,西方法学不纯粹是“进入”的、“领导”的,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是“斗争”的、“彼此竞争”的,至少就部分情况来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从某种角度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看作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法学权威的深入理解,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近现代时期的“民族国家问题”和“日常法律问题”的复杂关系,当然还有其时的法学家法律家的“特定角色彼此融合”的表征意义。     

徜徉于哲学与法学之间-“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讨论主题范围的日渐扩展以及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据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法学这一单一学科予以解决,急需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在这一背景之下,“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围绕“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这一问题,本次研讨会从“证据”和“事实”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司法认识论”、“事实认定的规则与方法”、“司法证明的标准”、“概率与证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观点交换与交锋,在讨论中各位学者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引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讨的话题。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后现代法学的主题词

本文首先介绍了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法学的背景知识 ,界定了后现代法学的内涵。然后文章对西方后现代法学中常用的几个关键的主题词如“语言”、“主体”、“权力”和“解构”等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 ,笔者通过这些主题词阐明了后现代法学的特色 ,以及后现代法学对传统法学的批判。最后 ,笔者总结认为后现代法学并不是虚无主义法学 ,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合理的思想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意义与两种反思

从“法学——法学家”的路径来分析,《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做出了巨大知识贡献。知识内部与知识外部两种反思的分析框架可以使人们洞见到其中的可能缺陷:知识内部的反思不充分,知识外部的反思被忽视以及“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提法不妥当。这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长文”的目的不能充分达致。受现代化范式支配与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以说是中国法学缺乏自觉意识与反思精神这一问题的两个面向。中国法学要超越这个时代需要深入到知识内部与知识外部的各种因素乃至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选择——以“郑州公交车不让座就罚款案”为例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亘古的法哲学问题,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选择一直是历代法学思想家们争论与探究的焦点.“情与法”激烈冲突的案件层出不穷,然而对于此,两大法学派各执一词,法学界至今没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从而造成了实务中常常出现“道德高于法律”的情况.下文将基于两大法学派的基本观点,从实例的角度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联系,并作出协调与选择.     

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存在学理上的困境。从法学知识学术运作的前提、过程、分析前见、资源支持、学术权力等角度来看,法学“科学主义”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语词的争议性使用,尤其是探讨性使用,更凸显这种科学主义的困境。揭示法学“科学主义”困境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法学知识本身,而是为呈现其原有的实践品格,将法学知识视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提示法学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实践责任。     

《政治与法律》征稿启事

《政治与法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将政治学和法学融于一炉、以法学为主的理论刊物,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设有“特稿”“主题研讨”“专论”“经济刑法”“争鸣园地”“实务研究”“域外视野”“史论”等栏目,积极推介国内外法学研究最新成果。现诚邀海内外的法学研究者、法律工作者来稿。一、本刊倡导严谨治学,欢迎选题独到、论证充分、学术内涵丰富、提出问题并有相应对策的法学和政治学理论类论文及运用理论工具进行分析的应用类论文。来稿字数不少于18000字,以18000-25000字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