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族社会组织“工”的词源考释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在撒拉族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撒拉族地区有"撒拉八工外五工"的说法。关于"工"的来源与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根据民族学、历史学材料,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撒拉族"工"的名称来源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工"来源于汉语,原意为"工区",后发展为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的观点。"工"是清王朝加强对撒拉族地区统治的产物。正确分析"工"的词源,无论是对了解撒拉族社会文化,还是理解清朝王朝如何具体将"边疆"地区真正纳入其直接而有效的统治范围当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许乎”与“达尼希”:撒拉族与藏族关系研究

在撒拉族与藏族的交往关系中,有"许乎"、"奥西"、"夏尼"和"达尼希"四个表示两族关系的词,其中",许乎"与"达尼希"是最常用的。"许乎"是藏语,意即朋友;"达尼希"是撒拉语,意即"认识的人"或"熟人",也可以引申为朋友。两者是甘青边界循化县撒拉族与藏族之间经常用以表示相互关系的称谓。在这里,撒藏关系非常密切,不同民族家庭之间有经常性的来往,他们互通有无,互相提供方便,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的族群关系变量,尤其是族际通婚率来衡量撒拉族与藏族两个民族的关系紧密程度,是行不通的。本文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经常性的观察,认为族际关系的好坏不能只通过有无族际通婚现象或族际通婚率的高低去衡量,至少这个衡量指标在循化县的个案中是没有解释力的。     

藏彝走廊中"藏回"的民族认同及其主体性——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藏回"为例

本文以生活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回"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将民族认同放在具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情景中来讨论,分析"藏回"身份认同的特点,挖掘、再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挑战回族族源多元但认同一元的观点.本文将说明迪庆藏族与回族之间的族群界限是模糊的、流变的,他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是建构"藏回"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文化实践只是"藏回"认同的一个表层依据.     

《土尔克杂学》词汇选释

《土尔克杂学》,原名《土尔克菲扎依力》或《土尔克穆合塔孜尔》。因其包括的内容较广、且属杂记文体和杂史性质的文献,故又多称《杂学》。它是我国撒拉族在中世纪时使用的以阿拉伯、波斯文字母为基础的一种拼音文字——土尔克文字写成的手本。它不仅是研究撒拉族历史、宗教、文学和社会风俗习惯的珍贵文献、也是研究撒拉族语言文字难得的珍贵资料。严格说来,《土尔克杂学》本身虽然不是旧书面撒拉尔语文献,但它却包含了古代撒拉尔语的语言材料,可以说,很可能中世纪的撒拉尔语和这一文献的语言,是突厥乌古斯部撒鲁尔人13—14世纪使用的语言或方言。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柯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 group一词的涵义

"氏族→部落→民族"是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普遍规律.在世界人们共同体演进的过程中没有"族群"位置,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支系.     

平西人的人文特征

平话人是华南汉族的古老族群之一.这一由中原汉族迁徙而来的族群,在对异地环境漫长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在保持了对汉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与当地族群的互动、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特征.平西人,这些处在城市化潮头的平话人不仅面临着生存方式与农民身份的转型,其人文特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本文主要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     

现代化进程中的撒拉族饮食文化探微

撒拉族饮食文化在特殊的经济生产方式、伊斯兰宗教文化信仰、高原气候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展现了独到的民族和地域特点,成为了中华饮食文化百花园中一枝盛开的鲜花。本文通过对撒拉族饮食文化形成的因素,撒拉族日常生活及节庆礼俗中的饮食文化及特征进行分析,阐述了在现在化进程中撒拉族饮食文化发生的变迁,并提出传承和创新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的传统饮食文化迫在眉睫,需引起政府、社会及撒拉人个体的重视。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从家族研究看“白汉一体”与民家

家族思想在我国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从家族特征的角度来说,民家与汉族具有极高的一致性特征,但在主体身份认同方面却有地域性高于家族性的情况。鉴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族群形成同步发展,民家文化是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体,汉文化的家族特征在民家文化中大量呈现实属正常,但就此推演的"白汉一体"结论与族群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不相符。对此问题的探讨,本文一方面通过分析早期民家的研究成果,探讨不同政治背景的主位民家观及白族观,包括主位的群体认同观念与作为民族的身份建构与转变。另一方面,基于作为原生纽带的家族体系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家族与族群在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工具理性与纯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意义取向下的民家观。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异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统称”

本文梳理在异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统称"的演变及存在的问题.历史上,台湾原住民被统称为"夷"、"番(蕃)"及"高砂(山)族"等,是外部世界、尤其是汉文化对于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缺乏深刻认知的背景下,附加于内涵复杂、文化多样的台湾原住民上的概括性"符号",没有反映原住民各族群的自身认同、文化记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族称".康、雍以来相继出现的"野"与"化"番、"生"与"熟"番,日据时代的"高砂(山)"与"平埔"蕃等两类称谓,也只是区分了原住民汉化程度的深浅,没有反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别,仍无法摆脱模糊认知、笼统概括的误区.     

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原因分析

本文根据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时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濒危原因作了分析,以期能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从两份家谱看"帕西傣"的形成

"帕西"是傣语对回族的称呼.在云南和中国民族学界,"帕西傣"这一概念,专指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乡曼短村公所的曼峦回、曼赛回两个寨子的特殊穆斯林族群.本文以两份新发现的家谱为线索讨论"帕西傣"这一特殊穆斯林族群的形成问题,认为"帕西傣"通过不同的婚姻形式来稳定、发展自己,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民族风俗和民族心理,是云南回族穆斯林从清代以来,在适应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过程中,通过族际婚姻而形成的回族派生族群.     

族群认同与涵化——对裕固族口头传统中"东迁"主题的再认识

裕固族的口头传统中包含着该族群丰富的集体记忆,以裕固族东迁为主题的口头传统反复表演和世代相传,表达并强化了裕固人的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本文通过对裕固族口头传统中"东迁"主题的在分析,探讨裕固族东迁后,裕固族文化发生的文化涵化现象,认为:裕固族口头作品中对"西支哈至"的深切眷恋,是裕固人对本族群"根基性情感"固守的体现,也是面对汉文化、藏文化、蒙文化等强势文化侵入的一种族群文化反弹.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浅论——从"争教不争国"到"兴教救国"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内生的族群之一,以其伊斯兰教信仰为重要表征.历史上回族与各王朝政权之间基本呈正面的互动关系,有着积极的国家认同意识和表现.清朝中叶以后,西北西南回族屡受政府打击,其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争教不争国"的政治态度.民国建立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回族紧跟时代步伐,在复兴族群的同时以主人翁精神努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兴教救国"即是这一意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