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具备的素质

近年来,发生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是当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作为第一线工作人员———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是其中的关键,其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效果。这就要求基层公务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政治思想素质,即正确对待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转变观念,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道德素质,即摒弃官僚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防腐抗变;能力素质,即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果断的处理。     

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防控研究

彝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除具有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盲从性强、行为激化等特,点。本文通过对彝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现状分析,揭示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根源除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外,还受彝族习惯法、家支文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民族关系的影响,提出充分发挥彝族家支和德古的作用,积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甘宁青民族地区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研究

甘宁青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近几年,这一地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往往涉及面广、影响大、控制难,其背后常常隐藏着与民族宗教相关的社会矛盾.同时,因其产生时间和区域的不确定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对当地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甘宁青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建设要根据当地民族、宗教问题的区域特点,结合现阶段甘宁青地区社会发展中容易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存在的社会矛盾,建立起一套有针对性的涉及信息收集与分析、预警方案制定、预警方案实施、事件的处理与善后等一系列措施,并设立相应的机构组织协调,调动和利用所有社会力量和资源,让国家机关和社会良性互动,共同防范、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与机制,提升社会危机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弭各种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论社会转型期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与中国其他群体性事件都发生在社会转型的场景之下,却又往往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因果机制。有必要对社会转型期民族群体性事件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界定、特征、发生机制和治理对策。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基于理性视角的群体性事件比较研究

群体性事件爆发折射出我国社会利益协调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制度性困境。基于对“理性”群体性事件与“非理性”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发生区域、表现形式、后果影响以及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力求构建群体性事件防控的具体路径。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机理演变及预防对策

民族关系一直是多民族国家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我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其中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会对国家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造成不良影响。本文对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扩散及演变规律的机理进行探讨,同时提出了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若干对策。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

目前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于土地征用、城镇改造、移民安置、劳资关系、环境污染、国企改制、资源开发等领域。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钱权交易、治安恶化和官员腐败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西部地区以维权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巨大规模、暴力倾向、“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以及政治诉求的强化,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针对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定位准确,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善于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疏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大力进行社会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应急和善后机制：     

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预警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民族群体性事件预警就是对可能产生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预测、预报和监控,使当地政府及群众能够及时避免民族关系问题爆发,避免社会冲突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因此,提出根据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在建立预警指标体系时,应包括警源、警兆、警情、警级等内容,同时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才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西部农村群体性事件实证研究

[提要]立足法治视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15个行政村调研数据可见：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最常见的诱因为环境侵权、征地拆迁与集资金融;事件主要发生于村民与企事业单位之间、村民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大都在50人之内。与此同时,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地方党委政府在其间扮演着关键角色;地方党委政府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有及时发布信息、组成工作组联村包户、直接对涉事企业或项目进行处理,但也存在信息公开不够、警力不当动用与妥协让步不适当等问题。     

社会认知偏差: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心理启动根源

社会认知偏差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深层次社会心理现象,通过对山东部分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并结合近几年来全国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生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认知偏差,主要包括事件诱因责任归因偏差、行为模式结果预期偏差和行为结果价值偏差。因此,改善法的实施现状,消除社会认知偏差;提高公众法律意识,优化社会认知;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合理引导社会认知,是群体性事件社会认知偏差的有效干预对策。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

目前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于土地征用、城镇改造、移民安置、劳资关系、环境污染、国企改制、资源开发等领域,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钱权交易、治安恶化和官员腐败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西部地区以维权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巨大规模、暴力倾向、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以及政治诉求的强化,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针对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定位准确,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善于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疏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大力进行社会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应急和善后机制。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别从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对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业户口、有无直接利益关系、想到当地政府投诉等因素对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目前工作状况和个人月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农村地区的女性,通过行政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为或表达利益的诉求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现状及其治理——基于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分析

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现在每年1800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中最多的就是劳资纠纷,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二是集体上访是其主要组织行为方式;三是利益表达渠道缺失严重;四是基层政府职能缺失;五是流动人口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因素。针对这些特点,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提出了从预防、预警、处置和恢复重建四个阶段来治理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