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的差异

<庄子>一书中记载有许多庄子和惠施的精彩辩论,这成为我们研究惠施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思想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庄子和惠施在存在观、认知方式、哲学方法、人生哲学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分歧与差异.庄子与惠施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两种思维进路,二人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家与名家思想旨趣的差异.庄子及其代表的道家"逍遥"哲学在存在问题和人生境界上的确超越了惠施,但是惠施及其所代表的名家学派的"求真"的哲学和理性分析的哲学方法也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层次和内涵.     

重庆市哲学学会专题讨论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今年五月中旬,重庆市哲学学会,召开了一次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会。现将讨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与会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各部分之间关系的论述,一致认为:政治和哲学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从不同的方面对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又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通过政治、哲学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的”。具体来说:1、在政治对经济的关系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居于核心地位”,对经济的反作用最集中、最直接、最明显。2、在哲学对经济的关系上,由于哲学悬浮在离经济基础较远的地位,同经济基础的联系往往需要许多中间环节曲折地表现出来,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同经济基础有直接的关系。3、在哲学对政治和对经济的关系上,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的最高点,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对全部意況形态起着方法论的作用,任何政治观点、政治设施、政治活动,都是在一定哲学的指导下制订的;由于哲学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处于不同层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现代性学科建制的突破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方式

突破现代性学科建制,寻求和确立哲学崭新的存在方式,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精神气质,也是其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理论变革的重要体现。马克思哲学使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确立为哲学的基本主题,并努力在"跨学科"的批判中对话中拓展思想的空间,从而使哲学的存在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作方式、表述方式等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是马克思哲学特殊的优势,也是马克思哲学独特的魅力之所在,它对于今天重新焕发哲学的思想智慧活力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二

100年来的各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受到现实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只有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来研究西方哲学,又不使这种结合简单化,不偏离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态度.在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态度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走的是一条前进而又曲折的道路,左的政治思想倾向妨碍了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所批判的体系哲学的影响,忽视了其对实践的强调,因此有时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实际所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生机,成绩显著,但在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西比较:处境分析与方法超越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     

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表述难题——以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为视角

如何表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科学性",并将其与其他"意识形态"划清界线,这是阿尔都塞始终关注的问题.但在<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却批评了自己早年划界的简单化倾向,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表述难题.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有以"绕弯"与"后退"的方式才能逐步达致,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需要付出很大的理论代价;哲学是阶级斗争在理论领域的继续,哲学上的"边界"纷争归根到底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阿尔都塞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划界"及其自我批评,对于探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表述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马克思共产主义信仰构建的逻辑理路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目的,以宗教信仰批判为逻辑起点,经历了从哲学到政治再到经济的递进批判的历程,实现了从思想上层建筑批判到政治上层建筑批判进而到经济基础批判的跃升,实现了从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深化,在批判中重构了全新科学信仰的哲学基础、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从而构建了宏大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这能指导我们有效化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尤其是近年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件重大的哲学事件,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学界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     

从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向——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

哲学史上曾长期存在哲学与人民关系颠倒的现象,哲学家们以理论活动为原型构造哲学体系,蔑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是确立新哲学立场和方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人民的产物,与人民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马克思超出社会分工眼界的局限,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在现实劳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建构哲学.李大钊、李迭、艾思奇、毛泽东等都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实践关系的研究,我们在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克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人民的品格.     

实践哲学:让思想进入历史以及让哲学成为政治

葛兰西在接受拉布里奥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克罗齐的哲学理论提出了实践哲学这一概念.葛兰西在建构其实践哲学理论的过程中,首先以拉布里奥拉的理论改造了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理论,指出人的意识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详细分析了思想的历史化过程.同时,葛兰西也以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改造了拉布里奥拉的理论,使实践哲学进入现实政治斗争领域,成为一种承载着明确政治内涵的哲学理论.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三大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和邓小平这两位历史伟人的经济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了邓小平在经济哲学的主题、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三个领域中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蕴含着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杰出理论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学术体系构建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论马克思哲学实践智慧的品质

与以往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是人类历史实践智慧的结晶，它基于现实人的立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现实世界，而且改造着现实世界。具体表现在：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以理论这一思想武器对以往“无人”的哲学理论进行批判，即马克思哲学“求真”的实践智慧；基于人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亲身参与政治斗争，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行斗争，即马克思哲学“求善”的实践智慧；在理论批判和政治斗争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现实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解决途径，进而预示新社会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表征了马克思哲学“真善美”统一的实践智慧。     

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学说的再认识——参照西方现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

黑格尔对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集中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上,它充分表现在他的著名命题"哲学史就是哲学"中,并能合理地推出其他三个相应的命题.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学说具有两大特征: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者应当是统一的,然而黑格尔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统一最终却由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立场而没能彻底实现.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真正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语境并联系到当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便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在这方面仍具有某种重要的启示性.     

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