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权力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它善的一面，也有它恶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力可以分为个人的、少数人的、和多数人的权力。宪政与权力与有着紧密的联系，宪政总是围绕着权力运行的，没有权力也就没有所谓的宪政。宪政的两个特点就与上述权力的性质和分类有关。宪政的两个特点是：一是宪政有一个从只注重控制国家权力到扩大国家权力再到限权的发展阶段，第二个特点是少数人的权力进行控制到对多数的权力控制再到对双方的权力但主要对多数人的权力进行制约的同时适当保护少数人的权力的阶段。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述权力与宪政的关系。     

我国政府权力宪政制约探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在对政府及工作人员权力“软约束”无效的条件下，必须引入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予以约束。这既是宪政国家内在的本质规定．又是我国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要求。针对我国政府权力制约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宪政困境，必须从政府权力法制化、重构三权关系运行等方面入手，建立有针对性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     

试析英国的封建制度及其宪政之生成

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封建制度对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道路走向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诺曼征服后，英国王权的适度强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王权与教、俗贵族集团之间特殊的力量对比结构，不仅成功地使其抑制了封建制度内在“离心力”的潜在危害，而且很好地汲取了封建制度“双向性契约关系”的宪政主义因素，成功走上发展宪政之路。相反，欧陆各国由于适度中央权力的缺失，封建制度中“双向性的契约关系”非但不能促进宪政要素的生长，反而加剧、放大了封建制度内在“离心力”的危害，从而成为阻碍宪政文明进步的一种消极性力量。英国宪政成长的事实告诉我们，适度的权力在一国法治、宪政生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宪政下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从厦门"PX"化工项目事件说起

宪政自清末传入中国,到今天,已有了百年的历史,然中国宪政建设仍尚待完成,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把握好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对宪政体制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宪政建设做些有益的思考,从而推动我国宪政进程。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价值

宪政的精义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实现了宪法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的目的 ,行政诉讼制度的逐步完善将进一步实现上述宗旨 ,因此它十分切合宪政主义精神。如果说西方国家控制行政是其宪政体制的必然结果的话 ,那么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背景下 ,从控制行政走向宪政也许构成了我国宪政发展的必由之路。     

检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的宪政内涵析论

检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的宪政目标是实现对检察权的控约与保障有机结合。负责的必然形式是规范明确的违宪责任。为此,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负责”的责任形式、违宪审查机构、具体宪法依据三个基本宪政问题。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 ,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 ,而是权利和权力 ,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 ,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 ,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 ,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 ,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 ,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 ,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 ,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 ,研究方法独具匠心 ,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让询问和质询常态化、制度化

人大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保证和保障人大的其他权力实施和实现的最后最终的屏障和防线，并进而确定和决定人大在国家体系中的宪法与宪政地位状况。胡锦涛同志说：“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     

预算监督与财政民主：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成长

新中国六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体系,而且初步实现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权的宪政基本价值目标。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履行财政立法权、监督权,推动了财政民主的发展。笔者采用预算改革政治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剖析人大监督权力从理想走向现实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重大的法治与宪政意义。     

权力格局与宪政

在前近代 ,欧洲和英属北美殖民地长期存在着多元权力格局 ,由此孕育了宪政的诸多要素 ;而在中国 ,道统和相权都不能有效地制约皇权 ,形成了皇权专制的一元权力格局 ,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论宪政视域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认为要消除我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宪政建设、健全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完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以实现各种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看得见的宪政”:理解中国宪法的财政权力配置视角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宪政体制的核心,那么作为任何政治共同体存活须臾离不开的血液,财政权力就是最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力,财政权力配置堪称所有政治体制大厦的根基。财政权力配置有自身对权力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约规则,财、人、事的合力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预算、决算和审计六项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组成的财政权力配置,以宪法、税法、预算法、转移支付法等宪法性法律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最关键的宪法实践。由是观之,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这将有助于发现鲜活的中国宪法规则。     

宪法价值论

宪法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体现其基本价值。作为宪法的实体价值，人民主权植根于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并成为近现代立宪社会发展的根本导向，在宪政实践的不同层次上得以实现；作为宪法的形式价值，权利——权力秩序的任务在于调整和理顺宪政社会中权利与权力这一政治矛盾的关系，是人民主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这两重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必然要求现代社会保证宪法的至上权威，完善宪政制度和组织结构，实现宪法主治     

论宪法学基本问题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因为二者之关系是宪法学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一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及其关系是宪法规范最主要的规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宪法思想流变最基本的线索,宪政实践中最基本的关系,宪事法律关系的最基本内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关系是宪法实现的最根本标志。宪法学基本问题是解决宪法学问题的钥匙,是揭示宪法发展规律的指南,是重构宪法学体系的主线。     

现代宪政的法权配置与运作规律

现代宪政是社会对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这三种基本法权的诉求以及三种基本法权之间互动的结果。民事权利是价值起点和终点，政治权利是人民参与和控制政治权力以保障民事权利的途径。由于民事权利功能和政治权利分配原则与运作机制上的局限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可能破坏民事权利平等保护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要以调控这种冲突和平等保护民事权利为宗旨。     

宪政概念考源与辨析

宪政是英文中constitutionalism一词较为普遍的中文译名。Constitutionalism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意指为保障个人自由而控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宪政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民主政治,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依宪法而治理的政治”,它往往与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和法治这些特定的控制权力手段相联系。     

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

章永乐的文章《“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客观公允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后清王朝与民国政府之间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的事实。经历中国宪政的百年沧桑之后，我们回头审视这一段跨越政体差异的权力和平交接的历史，仍然感到言犹未尽，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论限政是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统一

传统宪政理论认为限制权力是宪政的核心,宪政建设必须加强对权力的限制。但学者认为传统理论只看到了政府的恶性,片面地主张限制政治权力的范围和规模,排斥权力的广泛运用。而在当前的环境下这种限制不能是消极的,在防止权力"恶"的同时,还要发挥它"善"的作用,也只有这样防止它"恶"的目的才能更好的实现。限政应该包含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实现政治权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