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资治"、"存史"和"文化传承"功能辩证

档案和档案馆的社会功能可以抽象地概括为“资治”、“存史”和“文化传承”。三者之间存在“资治”为源、“存史”为本、“文化传承”为实的辩证关系。“资治”是档案现象的成因 ,也是“存史”和“文化传承”等功能的源泉。“存史”是社会赋予档案馆的最高使命 ,是档案馆的根本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的提出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档案职业的一次“重新发现” ,是对档案馆社会功能的高度涵盖 ,它具体体现在档案馆的“存史”、“资治”功能之中。狭义的档案文化效用不同与广义的“文化传承”功能 ,它只是众多档案利用形态之一。在强调档案文化效用的同时 ,决不可本末倒置 ,忽视甚或忘却档案职业的出发点。     

希冀中国档案文化史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档案事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教育部批准立项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包括有“一库”(知识库)“三史”(《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本文对“三史”的总框架和主要内容以及少数民族“三史”的总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于《中国档案文化史》的编写,提出了要继承已有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考古学、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的建议.     

民国时期的国史馆

档案被称之为“历史记录”，所以，不论何种档案，便和历史天然结为一体。档案工作者强调档案的现实性和现实意义，这是不错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档案都归结为“历史价值”。有些人一听说档案归结为史，便视档案为昨日黄花，就不重要了，档案工作也就不重要，可有可无了。事实恰恰相反，不懂得不看重档案的“历史价值”，也就无所谓“档案意识”。研究档案史的档案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往今来的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的发展历史的时候，总要联系到中国古来特有的史官和史馆。老子是周朝的柱下史，档案学者考证认为老子是周朝的档案馆…     

“三通”及其续编档案史史料研究

“三通”及其续编档案史史料作为重要的“通古今”政书,记载了古代有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典章制度,它们以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其所记载的事物与档案、档案工作关系密切,具有贯通古今、内容广泛、可信度与集中度高、关联性强等突出特征,是极具价值的重要档案史料。作为档案史史料,它们的内容涉及档案种类、档案机构与人员、档案工作制度、档案语言词汇等多方面。目前,档案界对这一类档案史史料的应用较为广泛,但在应用形式与应用内容深度上仍有所不足。     

历史研究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研究工作和档案馆工作,原本属于同宗的。在我国古代,“史”这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历史”与“档案”,“历史研究者”与“档案工作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代的“史官”既是历史研究者,同时又是国家典籍(包括档案)的管理者。相传我国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德经》的编修者老子李耳,就曾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档     

欧美档案编研工作管窥

谈起外国的档案编研工作,人们似乎感到陌生。因为“编研”是我国档案界特有的专门用语;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对外国档案编研工作探讨介绍得不够。其实,外国档案工作中也有类似中国档案界的“编研”和“档史结合”的做法,只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具体做法方式不同而已。就欧美国家的档案部门来说,他们大都进行了档案的编纂,公布和出版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汇编,并同史学界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甚至还直接参加了编史等研究工作。因此,探讨外国档案工作中的编研工作,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拓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领域,促进编研工作研究的深入开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国“档史结合”的优良传统。 一、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向重视档案文献的编纂与出版,并把它作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历史研究等活动的重要方式。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档案文献的编纂工作,他亲自关心和支持     

将中国档案史研究进行到底

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这门学科是一门老课程了,档案界泰斗吴宝康先生在1996年这样说过:“从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期档案专修班开讲算起,已有40多年。我们习惯称之为中国档案史,其实就是中国档案工作史、中国档案事业史,它是我国档案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古代“会典”档案史史料研究

“会典”作为专记法典政制的典籍,详细记述了古代各级政治机构、设官职掌、典章格律及其沿革,是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档案文书、实录、官修书籍等,所载事物与档案、档案工作密切关联,特别是权威性与真实性高、统分紧密结合与结构科学合理的内在优势使其在档案史研究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档案史史料,它们涉及大量档案机构与人员、档案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口述档案工作的开展思路

口述档案在不同的领域被人们称之为“活历史”、“活资料”或“口述证据”、“口述资料”、“口述史”和“口头传说”。早在二战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肯尼亚、斯里兰卡、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都广泛展开了这项工作,并得以迅速发展。在我国近几年口述档案工作方兴未艾,己被同行高度重视,己成为档案工作的新领域。     

陈子丹编著《〈中外档案事业史〉学习指导》出版北大核心

《〈中外档案事业史〉学习指导》一书于2022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分为上下两篇共15章,38.2万字。该书是全国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外档案事业史”的支持性、辅助性、指导性学习参考书,上篇为“中国档案事业史”,分7章进行指导;下篇为“外国档案事业史”,分8章进行指导。旨在使档案学专业的学生加强对各个章节基本知识和理论的理解,以及对内容要点的掌握,该书体例、格式面向教学和学生,主要是为了帮助在校大学生、基层档案工作者和档案爱好者更好地学习“中外档案事业史”这门课程,更好地了解中外档案事业的成就。     

新时代行政执法档案编研转型探究

档案编研是利用馆藏档案资源进行编史修志，发挥档案价值功能，践行档案人“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本文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例，探讨了新时代行政执法部门档案编研转型路径，并以“精细执法”为目标，从精准选题、精细加工、精彩展示和精心培育四个方面，提出行政执法档案编研转型路径探索。     

七十年代南通地区“二等车”票据剖析

南通大学档案馆注重档案资源建设,丰富馆藏,提高馆藏质量,从本应销毁的上世纪70年代财会档案中发现国内罕见的一批“文革”后期的票据实物,对研究票据史、物价史、地方交通史等地方经济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其中“文革”后期“二等车”票据具有填补南通交通史空白的价值。     

盯关键 抓日常 多演练 全方位全链条全员抓好档案安全工作

<正>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做好档案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安全工作是北京市档案馆各项工作的“命脉”所在,事关“存史、资政、育人”的“国之大者”,事关每名档案人的前途命运,是最重要、最要紧的压倒一切的工作。档案安全是“1”,其他工作是“0”。有了这个“1”,其他工作才有意义,没有了这个“1”,一切都等于“0”。安全对于档案馆,犹如健康和生命对于人一样,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本刊讯由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当代北京史研究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并由北京市档案馆及北京市档案学会主办的“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共１２０多人，分别来自各省市自治区档案、图博、科研、高等院校、新闻出版等单位及港澳台地区，还有来自美、英、法、加拿大、瑞士、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清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家焦循

焦循在档案文献编纂学方面的成就,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在总结焦循档案文献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对焦循编纂档案文献的方法及其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以为焦循把《通鉴》长编史法引入经学、创立“以文传事”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以及对“纂录”与学术著作之间关系的探讨,实践并且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与“比次之法”的理论思想。     

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中国档案史研究统计分析

2001—2017年这段时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关于“中国档案史”的项目共 185 项。本文从这些项目的立项时间、项目类别、项目学科分类、项目主题、项目负责人及其专业职务、项目单位所在地区及所属系统、结项成果形式及等级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中国档案史”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关于宁夏红色档案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的调研报告

<正>整合和开发红色档案资源,充分发挥红色档案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展党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四史”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是新时代档案人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2023年5月上旬,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调研组围绕“全区红色档案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专题,实地走访了西吉县、彭阳县、原州区、同心县、中卫市、盐池县、吴忠市、石嘴山市8家综合档案馆,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2所高校档案馆,通过交流座谈、实地参观、个别访谈等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和“小历史”——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为视角

研究范式决定了历史书写,也决定了研究的成果。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文献为视角,探讨运用新的研究范式重新书写和整理图书馆史。传统“大历史观”范式下,清末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思辨性的历史书写为主;二是精英书写;三是注重图书馆“宏观历史”的书写;四是主要关注学术流变、学人圈的交流和互动。而公众史学等新思潮注重社会史、微观史或者说“小历史”的研究。新的研究范式必然带来对档案、口述史、回忆录等史料的重视;新的研究范式将会有新的视野,并深化图书馆史的研究。图书馆史研究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角度,来梳理和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从而拓宽图书馆史研究的视野。表1。参考文献19。     

渭南:开启档案宣传新模式

为了更好地宣传渭南档案事业新发展,展现渭南档案部门新风貌,发挥档案工作在服务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方面的积极作用,渭南市档案局于2015年6月1日在全省率先开通微信(“渭南市档案局”)、微博(“渭水兰台”)公众平台,开启档案宣传新模式. 渭南市档案局微信、微博公众平台以“守史、资政、服务”为宗旨,设置“档案知识”“档案文化”“档案动态”等主题,通过文字、图片、声像等形式,进一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传播档案业务新知识、新技术、新标准,反映档案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拓展档案社会服务功能,使档案工作更加贴近中心、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高校学籍档案育人价值的实现

如何通过做好学籍档案服务工作开辟高校思政教育的新路径,实现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值得档案从业人员深入思考。本文拟从学籍档案育人功能缺位的现状着手,就如何实现其“以史励志、以榜示人、以规导行”育人功能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