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 提升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作用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潜力估计——以中美贸易摩擦中被加征关税农产品为例

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充分发掘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力,优化中国农产品出口格局,基于1996—2019年数据,以中美贸易摩擦中被加征关税的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利用弹性分析法而非传统的贸易潜力估计方法,估计了该部分农产品对36个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短期出口潜力。研究认为,在36个沿线国家市场上,中国被加征关税农产品对出口竞争国的同类产品具有一定替代能力,尤其在意大利、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市场上的替代能力更强;36个沿线国家对来自中国的被加征关税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均属于富有弹性;中国被加征关税农产品出口潜力较大的国家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研究表明,中国应着力降低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成本、增加农产品价格调整空间,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尤其是借助RCEP促进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深入发展,带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加,实现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格局优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影响研究

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交通-经贸”的影响,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选取亚欧通道沿线24个经济体的2010—2019年相关经济数据,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不同样本组的影响; 通过测算沿线国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概括其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整体较高,运输业直接投资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各国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与亚欧通道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大多数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均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需要发挥物流枢纽的规模经济效应,构建“海-陆”联动机制,创新“交通-经贸”发展模式,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以内陆港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内陆地区“物流、经贸、产业”深度融合,是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经典描述。民生问题连着国运，国运昌盛的重要指标是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为此，从以下角度阐述了几个问题：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国民素质问题；提高素质、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是积累人力资本；改善民生必须先改进“民质”，积累人力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教育。指出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攸关国家兴衰的政治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由于全球保护主义倾向突出,"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不仅拓展了中国开放之路,加速中国资本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节点的全球自由贸易网络,还能完善沿线国家或地区交通运输、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就业岗位。鉴于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中国轻工业及服务业全球参与程度不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应加强战略互动,坚守贸易共赢,完善投资环境,打造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孔子学院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2012-2016年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从文化与贸易互动视角,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的跨文化传播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在规模（广度）和效果（深度）方面的差异,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推广的时空演进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孔子学院汉语跨文化传播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但是在传播效果方面则存在滞后,特别是自主拓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提升迟缓,综合影响力参差不齐,整体汉语推广潜力及文化传播效果有待进一步挖掘和优化;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且,除了对所在国（地区）产生正向影响外,对邻近国家也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基础设施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研究

在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基于引力方程和广义矩估计法,分析基础设施及其交互作用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与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平均双边贸易成本虽然波折起伏,且与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平均双边贸易成本的水平、下降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在控制人均收入差额、距离、贸易开放度、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等显著性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海运基础设施、陆空运基础设施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能显著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其中海运基础设施和陆空运基础设施交互作用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较基础设施本身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要低。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