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健康动态评价

旅游生态健康评价是生态健康评价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具体应用。从旅游生态健康的定义和特征出发,构建了基于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社区人群健康和教育水平的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使用最小二乘法模型、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其2000-2012年旅游生态健康状况进行了动态评价以及障碍因子分析,并根据其变化趋势,使用GM(1,1)模型预测了2013-2015年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健康发展趋势。研究表明:12000-2012年,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健康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数值由0.231增加至0.790;2旅游总收入、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旅客运输量4个指标是影响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健康的主要障碍因子;3 2013-2015年,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健康指数将继续呈上升趋势,其预测值分别为0.873、0.965和1.065。     

基于GIS-Markov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构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利用研究区1990年、2000年和2009年3期TM遥感影像数据,在GIS格网技术下量化多源数据,创建区域生态安全格网数据库,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生态安全状态评价。以评价结果为基础,构建区域生态安全GIS-Markov模型,通过计算区域生态安全状态转移矩阵,揭示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点。研究结果表明:①1990~2009年甘井子区各街道生态安全指数逐年增加,其中1990~2000年生态安全变化较大的地区集中于甘井子北部和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生态安全变化较小;2000~2009年除泉水街道与南关岭街道外,其他地区生态安全状况均大幅好转。②区域背景在生态安全空间演变趋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甘井子区生态安全演变的可能性受邻域的影响,安全等级较高的邻域对生态安全等级转移起到正面作用,而安全等级较低的邻域则产生负向影响。1990~2000年,甘井子区生态安全状态受较高安全等级邻域的影响,安全状态好转的面积较大,营城子街道北部及革镇堡街道西部的农村地区受较低安全等级邻域的影响,安全状态变差。2000~2009年,甘井子区生态安全总体向好的方面转变,受邻域的影响较小,只有泉水街道及营城子街道与红旗街道交界处受不安全邻域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转差。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昆明市生态安全时序性评价

以昆明市为研究区,采用PS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昆明市2000～2010年生态安全状态进行动态评价与分析,并运用灰色数列预测法对昆明市生态安全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00年昆明市生态安全处于不安全等级,2001年至2007年处于临界安全等级.由于昆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加大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等原因,2008年后生态安全逐渐好转,处于较安全等级,并具有向更安全等级发展的趋势.     

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中国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物元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同时借助障碍度模型,对旅游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① 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波动增长的“W”型演化趋势。2013—2016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但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北部高、南部低;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变化;② 从全局来看,2013—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的特点,但集聚程度有逐渐下降的态势。从局部关联来看,各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分布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和省域间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省旅游生态安全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障碍度高于10%的障碍因子较多,主要的障碍因子有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烟尘排放、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等。因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需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提升能力;同时还要注意旅游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协调性。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内江市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以位于四川盆地丘陵区的内江市为例,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内江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2004~2014年内江是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209 7增加到了0.788 5,安全等级经历了"风险级—比较安全级"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阶段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2004~2014年除系统压力障碍度呈"S"型曲线上升外,系统状态以及系统响应的障碍度都呈下降的趋势。且从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4)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农村财政支出、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农民人均纯收入等。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科学测度与审视旅游生态安全对促进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流域可持续发展视角,基于DPSIR系统模型构建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法、核密度曲线、空间自相关、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及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其动态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旅游生态安全均值波动下降后上升,呈收敛趋势,且有向“双核”形态演变的趋势。空间上,旅游生态安全值整体较低（0~0.55）,由2008年以风险级为主（占89.04%）转变为2017年以风险级和恶化级为主（分别占60.27%和31.51%）,且仍存在较大下行转移风险。② 动态演化特征上,不考虑邻域条件下,旅游生态安全风险级、敏感级转移具有“路径依赖”与“自身锁定”效应。而恶化级、临界安全级保持初始状态概率较小,且类型转移通常发生在相邻等级递次转移。邻域背景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且其动态演化特征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③ 影响因素方面,环境污染对低层级单元的旅游生态安全负向抑制作用较为明显,旅游负荷水平对较高层级地区旅游生态安全的正向边际效应略大,而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则对较低等级单元旅游生态安全的正向边际效应较大。     

基于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的长白山地区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以长白山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气象站实测数据、遥感影像数据、专题地图数据和统计数据作为数据源,结合长白山地区气象灾害、火山灾害和地质灾害风险水平的分布数据,基于PSR模型建立了基于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极差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进行了基于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水平的长白山地区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长白山地区基于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的生态安全等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向东西两端和南北两端逐渐递减的趋势。各等级面积大小排序为：临界安全等级>较安全等级>安全等级>较不安全等级>不安全等级。各县市基于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的生态安全水平大小排序为：长白县>安图县>抚松县>和龙市>临江市,同时各县市的等级构成也有所差异。整体上看,长白山地区基于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的生态安全水平以临界安全等级为主,生态环境质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驱动力因素主要是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     

基于GIS和RBF的城郊区生态安全评价及变化趋势预测——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研究区,基于PSR模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在GIS空间分析方法中嵌入综合评价指数模型,对2000-2014年研究区生态安全空间状况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集成RBF神经网络和克里格插值法,提出一种生态安全空间变化预测方法,对2015-2028年研究区生态安全空间变化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00-2014年,研究区生态安全状况呈现恶化态势,整个区域主要处于风险、敏感、良好3种生态安全状态,大部分区域生态安全水平较低;2015-2028年,敏感安全水平以下区域占比多年均值上升至62.45%,区域生态安全严峻形势不会得到根本转变,良好生态安全高等级区和风险生态安全低等级区将大幅缩减,绝大部分地区将处于敏感生态安全状态,未能摆脱生态安全威胁困境。RBF神经网络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预测平均绝对误差和误差均方根多年均值小于0.05,较好地实现了研究区生态安全变化预测。     

银川市生态安全水平量度及其对策研究

选取银川市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城市生态安全的评价方法,利用状态-压力-响应(P-S-R)模型,从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状态、人文环境响应三个方面,建立了其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尺度上(1997-2004)对银川市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估和趋势分析,认为:银川市生态安全指数从1997年的0.472增加至2004年的0.666,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中还存在一些不安全因子造成生态压力不断增大及生态安全水平仍处于中度安全水平,最后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和提高银川市生态安全的对策措施。     

2000年以来南京城市三维空间扩展特征

以南京市建成区为例,基于四期城市三维模型,运用城市天际线、城市体积及分维数、城市三维重心、高层建筑的数量与占地面积的关系等方法从多角度分析2000年以来南京城市三维空间增长特征.研究表明:南京城市天际线起伏明显,西—东方向的形态由2000年的“一高两低三峰”演化为2012年的“中部、西部双峰耸立,东部较为平缓”的格局;城市体积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是体积增长最快的时期,增长率为51％,体积分维数在不断变大,表明城市扩展在不断从二维向三维形态发展演变;三维重心平面投影的移动方向从东南转向西,反映了三维城市的发展方向主要为城市南部和西部地区;2000年城市立体形态发展为弱金字塔阶段,至2012年,在高楼密集的中心城区已经发展至均衡金字塔阶段甚至在向穹隆顶阶段过渡.     

区域旅游目的地竞争优势的空间聚类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两维图论聚类方法,将主成分分析与两维图论聚类分析有机结合,建立区域旅游目的地竞争优势综合评判模型.首先,建立区域旅游业竞争优势的评价指标体系;接着,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区域旅游竞争优势进行综合评估,并将其应用于浙江省旅游竞争优势评价;最后,以各个旅游目的地的主成分因子为分类对象,采用两维图论聚类法,对各地的旅游竞争优势进行空间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主成分分析与两维图论聚类分析有机结合研究区域旅游目的地的竞争优势是可行的,两维图论聚类能较好地反映区域旅游竞争优势和空间相关性,其结果将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     

嘉峪关市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对管控区域生态风险和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结构安全-保障安全"模型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相对熵方法进行组合赋权,揭示嘉峪关市土地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过程,并运用因子分析法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1)2000—2017年,嘉峪关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由20...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和内涵出发,以自然基础设施和人工基础设施为子系统,基于大气、绿地、湿地、交通运输、能源补给、给水排水、电信通讯、环境卫生和安全防灾9个系统共33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均方差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建立评价模型,并对六盘水市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极差、差、中、良和优等级的综合关联度值分别为0.678 8、0.750 4、0.724 3、0.611 0和0.523 5,说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其中,自然基础设施属于“中”的等级,与“中”的关联度值为0.828 5;人工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与“差”的关联度值为0.791 2。     

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评估与类型划分研究 ——基于节点权重约束网络DEA模型

采用 DPSIR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本形态,引入网络 DEA模型测度系统运行效率,从“投入-产出”的研究视角探究旅游生态安全系统内部作用机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网络 DEA模型的结构及权重加以限制,构建具有节点权重约束的网络 DEA评价模型,对主要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实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认为：将生态安全系统分为自然运行阶段、管理反馈阶段2阶段进行效率评价,加权综合得出各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以此为依据将样本城市划分为按系统效率的评价结果将其分划为绿色发展型、稳步发展型、高效发展型、双向提升型和管理能力缺失型,针对各类型旅游城生态安全系统特点提出改善其生态安全系统状况的建议。     

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生态安全是由环境安全理论发展而来的一个新的安全概念,在国内多应用于对土地、水资源和城市进行生态安全评价。本研究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和生态安全理论,以2010年的实地调研为依托,尝试构建旅游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取专家座谈和熵权分析法为各指标赋值。本研究综合当前中国旅游城市的发展现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值。研究表明,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5．8023上升到2010年的6．459,生态安全状态逐年好转,达到了生态安全的“良好”状态。然而生态压力和生态响应却呈现出非相关性,7年间生态响应值远远低于生态压力值,武汉市旅游业的发展还处于粗放式发展状态。研究引入限制性因子的概念,根据公式分析出影响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的十个影响因素,并探讨未来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的发展策略。     

三元空间视角下长三角四省市旅游空间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三元空间为研究视角,对旅游物理空间、旅游信息空间和旅游人本空间进行内涵解释并构建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四省市为研究区域,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等,测算2013—2018年旅游三元空间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各子指标对系统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四省市的三个旅游空间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上升态势,旅游物理空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旅游人本空间次之,旅游信息空间的发展程度最低。从综合评价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海市和安徽省均属于旅游信息空间发展优先型,江苏省和浙江省均属于旅游人本空间发展优先型（;2）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看,旅游空间呈现出不断协调发展的趋势,但整体耦合协调程度还处于中低水平,四省市的两两空间耦合度好于三元空间耦合结果（;3）从指标关联分析来看,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均对三元空间耦合协调度有较大影响,灰色关联度全部处于“强关联”或“较强关联”状态,但不同空间的二级指标影响力不同,对不同省份的影响程度也略有差别。     

社会网络视角下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获取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借助Ucinet6.0软件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和模型,通过节点的中心度、结构洞和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角色划分来探讨空间结构特征,最终构建旅游地的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 2007~2012年,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西南部、东南部密集,北部、东北部稀疏的格局。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增长,而重点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与结构洞水平下降,更多节点在网络中占据较多的结构洞位置,发挥了相应的核心作用。网络空间结构逐渐由松散走向紧密状态,由不均衡趋于均衡。② 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并细分为4个角色群体以定位城市节点的地位及属性。③ 黑龙江省城市旅游地可划分为核心旅游地、重要旅游地、一般旅游地和边缘旅游地4个等级,网络空间呈现出“一核、两翼、三轴三圈”的发展模式。     

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

提升旅游竞争力是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包括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的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北京、南京、武汉、成都、大连、厦门等12个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通过模拟仿真运算构建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上述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是影响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最关键的一级指标,其他一级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旅游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旅游发展潜力竞争力和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② 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整体水平不高且极不均衡,根据评价等级和竞争态势分为5类。第一类北京市是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标杆,5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均领先于其他城市,总评价值高达0.887,评价等级AA、竞争态势“优势”;第二类南京市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评价值与北京市并列第1,旅游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和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评价值均位列第2,总评价值0.536,明显高于除北京市外的其他智慧旅游城市,评价等级BB、竞争态势“较强”;第三类武汉、大连、成都、厦门、镇江、温州、烟台7市代表目前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普遍水平,5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偏低且差距不明显,总评价值在0.3~0.4之间,评价等级B、竞争态势“一般”;第四类福州、洛阳2市绝大多数一级指标评价值较低,总评价值在0.2~0.3之间,评价等级CC、竞争态势“较弱”;第五类黄山市总评价值仅0.176,评价等级C、竞争态势“弱势”;③ 构建的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较好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根据评价值的大小判断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优劣,比照指标体系寻找差距并加以完善,同时对评价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将是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

构建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测算了2006~2017年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化情况。研究表明：吉林省生态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旅游环境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旅游环境总体发展滞后于生态旅游发展; 2006~2017年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和初级协调型,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 ④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的协调度与生态文明呈现正向关系,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协调水平愈高,区域生态文明发达程度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