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历史建构：徐则臣《北上》的拯救叙事

徐则臣将河流作为历史生成装置，以河流、遗迹、考古和信件为载体，凭借文学想象建构另类历史。《北上》既有作者以往小说的影子，又有新的质素介入。它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发掘“行走着的人”的存在依据和运河价值。作者搁置战争、起义群体、江湖人士和教会的正义性质，跨越身份、国别、职业的区隔，寻找人的生存依据和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基因。本文从小说的拯救叙事角度切入，从作者拯救什么、如何拯救、发现民众和文本形成的内外因素入手，探究拯救的内涵、路径和意义，勾勒情感共同体的形成轨迹。     

怀疑与拯救的张力——论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传达出一种在怀疑中拯救的观念,在人性之丑陋、屈辱或卑微之外,发现孩子的优点,从精神、生活、民族三个层面喊出"救救孩子"重要性,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和时代、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跨文体”与“永远的两难”——论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双重结构

2012年底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掌声”。同时，就像福克纳致力书写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莫言致力书写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也赢得了“世界的关注”。     

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一些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一些则遭遇到异域文学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浅析隐喻及其认知作用

西方学术界对隐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解释语言体系中的“隐喻化”现象及从多个层面论证“隐喻性思维”。认知语言学兴起后，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成为人们对传统修辞学研究的一个突破。认知隐喻建立在修辞格隐喻研究中所发现问题的基础之上，二者的研究目的、方法及范围有很大差别。本文旨在探讨隐喻在人类认知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富于创造力的伟大作用，并对理解“概念隐喻”等提出一些看法。     

生态批判与人文反思——论21世纪以来“城市病”的文学书写

21世纪以来,“城市病”成为文学重要表现内容,其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城市发展现实问题,体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生态层面呈现出交互性,在人文层面存在同构性,而且作家对“城市病”的批判常常与乡村乌托邦建构相对应,体现了城乡价值对立的思维。在“城市病”文学书写中,作家通过时空维度建立城与人病症的联系,挖掘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主题表达、写作姿态、介入视角等方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随着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发展以及城市文学的不断成熟,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将走过自觉阶段,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如何拯救学术本身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野

本文在考察近20多年来中国台湾、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对紧随美国批评动向的“台湾视角”和中国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中国”情结进行了评析,指出要深入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必须摒弃地域上的偏见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见,以华裔族群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文学想象等因素综合铸就的文学母题为切入口,以建构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联盟”,突破研究者内部的歧见和纷争,使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和认同更加明晰化。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     

现代语境下文艺的拯救作用

“全球化”是目前中国学界热门的话题 ,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边缘化倾向亦成为批评界的焦点之一。为此我们以“全球化与文学”为题选编了一组文章 ,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一下全球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作者主张要针对经济全球化建立一种人类的共同精神维度 ,而文学正堪负此使命。亦有作者认为全球化时代可能是物质、理性排斥、压抑精神的时代 ,亦需有文学来拯救人类萎缩的精神。还有作者以儿童文学世界所存有的人类普遍共性来整合民族间的差异从而将全球性意识统一起来。亦有作者从语词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原来因语词的不可通约性而各自保持其民族性的文学亦会随之形成文化对话 ,进而达成不同文化间的沟通。相反的观点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先进文明”可能构成“精神全球化”的基础 ,故而文学随之应然退场 ,而语言在其语用功能的发挥下将恢复人类存在本真的诗性 ,从而使人类心灵获得真正的解放。本组文章尚未能就全部问题充分展开 ,但都表达了研究者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境遇与功能的独特思考 ,它们将对国内“全球化与文学”这一论题的探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认知视角下福克纳与莫言作品篇名隐喻研究

认知视角下的隐喻观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类认知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在认知视角下,文学作品中隐喻意象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生活背景、文化认知和精神诉求。福克纳和莫言是中美文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福克纳对莫言的写作手法尤其是隐喻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比较两位作家代表作品篇名中的隐喻,可以发现,福克纳与莫言在运用作品篇名隐喻抨击社会现实、寄托乡恋乡愁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作家以隐喻为纽带,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向世人揭示"面具"背后的深意,令世人领略文学意境的震撼。     

拯救无边的苦难——解读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在鬼子的作品中,苦难叙述后面却总是隐藏着灵魂的拯救这一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因而可以通过"苦难"和"拯救"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鬼子的小说《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对鬼子而言,苦难不仅是一种生存困境,更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生存和死亡这两种背反的抵抗方式反映出鬼子对人生的悖论式思考。小说结尾处的真情抚慰虽强化了情感宣泄效果,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其批判的力度却被削弱了。     

“动物性”本能书写与莫言的生命体验

人类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相通的一切属性,它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是生存的本然状态。动物性本能书写是莫言小说的重要特征,它在作品中表现为食的动物性回归、性的动物性张扬、感觉的动物性位移和人物变形为动物等文学形态。莫言将动物性书写纳入文学实践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童年时代的饥饿与孤独经历是动物性书写的主要思想来源,荒诞年代对人类兽性的异化所造成的恐惧是动物性书写的直接体验,无形的礼教桎梏所带来的伤害使莫言痛心疾首。这些曾经的生活历程使莫言感受到历史的苦难、人性的复杂,从莫言生命的体验来考察其作品中的动物性书写对于理解莫言的创作尤为重要。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哲学文本中的隐喻

德里达认为哲学家在阅读传统文本时对它们的修辞复杂性没有足够意识,他以隐喻为突破口,来解构哲学与文学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本文试图区分原根隐喻、修辞隐喻和论证隐喻.从而说明德里达的观点使我们充分注意到文本中的隐喻.并力图表明.由此不应导致把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与文学文本中的隐喻混为一谈.在哲学文本中.语言的另一种基本力量——逻辑在起主导作用.如果说隐喻是为了说得好.逻辑则是为了说得真.在追求真理的哲学以及其它各门科学中,隐喻自然要服从于“说得真”这个最终认知目的.所以.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并不因隐喻而被解构.     

批判与拯救——基于《巴黎手稿》的马尔库塞批判理论分析

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通过对比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以《巴黎手稿》为文本依据,在批判视角、革命道路、革命动力、审美救世等问题上,梳理出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在批判与拯救两个维度上,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进行分析。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莫里森小说诗学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照下,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为阐释维度,从文本建构的历史前文本、叙事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的诗意结合三个方面来看,莫里森小说诗学的目的是颠覆被白人扭曲的黑人历史,重构黑人历史,恢复本真的黑人历史,言说“不能言说的东西”,思考黑人民族的生存困境,探索本民族的出路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