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责任观

严复的责任观主要表现在:在现代国家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责任问题,认为培养国家责任与公德责任意识的最佳途径莫若自治;在对中国低下的国民素质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了三民说的"新民"社会责任,力图通过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作为一个学者,严复自觉地利用自己的知识背景,译著西方经典著作,传译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宣传西方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承担着一个学者的责任;作为一个教育家,严复注重家庭教育,重视子女独立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精神的养成,彰显着一个教育家的家庭责任。     

严复对道家思想的误解

严复对中国的道家思想比较关注。他认为《老子》《庄子》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有相通之处;而且其中亦含有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观念。文章以为,严复对道家思想的误解不是他的学术能力之不足所致,而是他的社会政治理想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严复自由观之悖论

严复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在于他既肯定自由之于人道的内在价值,又视其为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他对自由的历史性、工具性和价值中性的认识更显示了其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严复自由观之悖论与其说是群己(国家与个人)问题,毋宁说是共殊(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他发现了西方因自由而富强的秘密,但中国却难以复制英伦式的自由之路。为了拯救内忧外患的祖国,严复不得不搁置个人自由的目标,转而追求国群自由。“永恒的真理都是悖论性的”,严复的自由观也许正因其悖论而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     

严复的“私”观及其现代价值

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严复对＂私＂的看法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结果,反应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变化。严复肯定＂私＂,认为＂私＂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之一;主张＂公＂＂私＂协调,反对＂因公害私＂和＂以私害公＂;提出通过人人＂私其国＂来＂爱其国＂,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就如何达到人人私国的目的,严复提出了通过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达到人人私国的政治主张。严复的＂私＂观所蕴含的精神和原则在现代社会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严复政治观的经验主义特征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揭示欧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别的思想家.在进化与竞争哲学观的引导下,严复的政治观具有经验主义特征.在严复看来,一切政治现象只是"天之所成",只能经验,不能试验;世间万物的进化需要条件和时机,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以抽象的理念为社会改造之蓝图的唯理主义和口号式的"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激进主义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为此,严复睿智地提出了一条在尊重传统和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国际视野革新弊政,发展经济与振兴教育齐头并进,通过提升民智、民力、民德的"三民主义"实现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渐进之路.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是极为特殊的.严复经验主义政治思想,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宝贵财富.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严复的自由观

严复是一百多年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他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自由观，他的自由思想开启了一代思想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争辩与启示:严复自由思想述评

为了探讨学界对严复自由思想不同的研究路径,择取有代表性之文献,采用对其内在理路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认为严复的自由观是由中西文化构成之复合体,在研究中力图以一种视角、一种模式取代其他并非完整。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既有对西方思想中消极自由的发现,也有对传统中积极自由的发明。严复对西方自由思想的理解有其主体性与创造性的自觉——他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互释"中进行着转化与创造。     

论严复的立宪观

近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适合社会进化论而非社会契约论的解释模式,严复以社会进化论为理据而构建的立宪国概念,显现中国近代宪政话语的基本特质,即侧重于从"外竞"和集体主义的角度确定宪政的内涵。"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理论范式源于儒学传统对西学的自主性思考,就严复而言,他对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共享的前提自然权利始终不无疑虑,儒学传统迥异于自然权利论的人性预设,最终使得严复对自己早先艳羡的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性格,以及他孜孜以求的富强目标感到困惑。     

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翻译辩证系统观和目的论角度的探讨

本文以翻译辩证系统观为指导,以目的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思辨、文献考察与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予以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严复的西学翻译实践受其内外各种要素,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以目的性原则为最高原则,并在坚持目的性原则的前提下遵守连贯性原则和尽量遵守忠实性原则.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体现在其对拟译文本的选择、雅洁风格的追求和"非正法"手段的运用等各个方面.     

企业文化再造与文化力开发

企业文化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竞争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之一。在现代经济中,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而企业创新离不开文化的创新。作为企业创新的先导,企业文化的创新被提到首要的地位。     

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严复,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如辜鸿铭,晚年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并非“倒退”或“堕落”。表现在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思想中的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他们思想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个人知识文化素养的本质规定性,完全符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完全符合思想大家的个性化特征。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     

转型期的行政权嬗变:中国行政改革之透析

转型期的行政权嬗变表现为传统的行政权某些特征依然存在,现代的行政权特征又大量出现,构成传统的行政权与现代的行政权整合与交融态势.它从一个层面透视了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历程,同时也是对其改革向度的折射,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及行为选择提供了思考.     

严复群己权界论解析

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无论是从译名还是从内容看,都忠实地传达了密尔的原意。所谓自由,就是"群己权界",就是政界自由,它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相区别。政界自由是从反对政府干涉的消极意义上讲的,按照伯林的区分,属于消极自由。严复在讨论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时,无所谓孰轻孰重。严复的表达与其说是己轻群重,不如说是群先己后。所谓轻重是在价值优先序列上作出判断,所谓先后是在时间优先序列上进行陈述。他在虑及民族危机时提出的"群先己后",其根基依然是密尔的"群己一体"。在严复的思想里,小己自由始终是国群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其自由观念是个人本位的。     

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

公共权力意识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政府权力的公益性、公共性原则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自觉意识。公共权力意识对政府政策执行及防止腐败具有积极作用。西方国家公共权力意识是西方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教育,对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理性：现代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性基础

公共理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理性基础,现代公共行政中,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利益.执政党通过政策的制订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对政府进行领导,所以就必须和政府一样具有公共理性的能力.同时,公共理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执政党的伦理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评点老子与严复对立宪的检视

在学说上严复评骘老子主要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贬老以求托古改制,在治学路径上他将老子无为而治之"道"与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互证,有中西会通的色彩.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政治目的是为诠释英国君主立宪奠定学理.严复会通的目的无外乎论证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对日俄战争的反思是严复诠释老子的另一现实动力.严复借评点老子以论证日本对俄的胜利,实乃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借中国文化经典诠释西方民主制度,近代学者不乏其人,严复学贯中西使其更有典型性.     

鸦片战争前后官员海权意识初探

海权意识是一种观念。在晚清政府海防建设举步维艰的历程中，官员的海权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战略指导的角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是中西方海洋观念碰撞的直接结果，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央官员、地方督抚、巡抚等重要封建官吏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言论及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具体海防措施，体现了晚清政府主流官员海权意识的萌发。     

西方权力制约途径之检讨--从福柯的权力立场出发

迄今为止,权力制约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从福柯式的权力立场出发,对权力的法律化概念进行了反思,以此为起点,检讨了西方权力制约的两条途径.其中,认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构成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核心,而"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则成为现代西方权力制约途径的发展趋势.最后,文章指出,西方的权力制约途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权力途径已形成了一项系统性机制.     

公共权力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核心

公共权力既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带来重大的社会损失。针对目前我国政治领域所存在的"失范"现象和越轨行为,有必要在公平、廉洁、透明、高效的规范内,从权力意识文明、权力制度文明、权力行为文明等方面逐步提高我国公共权力的整体水平和运行质量,从而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