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精神及在乡村治理中的重塑

传统民间法以和合精神为指导处理家庭、宗族、乡党等关系,强调和睦、合约与和谐,在秉承义务本位的同时也强调有限的权利义务对等,其与和谐社会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契合之处。民间法根植于活生生的乡土生活,是乡土社会自发性、地方性的资源,且因乡民的内心确信而具有实效性,在建构乡村秩序过程中能够发挥国家法尚难起到的作用。基于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既要重视国家法对民间法有益内容的吸收,注意二者的协调;同时又要注意发挥民间法在解决纠纷、维护和形成和谐乡村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吃讲茶"习俗与民间纠纷解决

"吃讲茶"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一种专门的解纷习俗。它的解纷模式属于不同于国家解决和个人解决的社会解决模式。这一模式以临时集会的形式,以茶馆为纠纷解决场所,以"中人"或茶客为解纷主体,将民间调解与民间审判有机结合。它所走的多元化解纷路线、它对民间和谐文化元素和民间公共舆论场所的利用等因素,对于矫正中国今天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诉讼单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中国基层解纷中的官民互动机制——以清代地缘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古代中国通过数千年的探索,在清代形成了一套官民之间相得益彰、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国家与民间解纷互动机制,其主要形式有民间将纠纷案件“送官究办”和司法机关对纠纷案件“官批民调”,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互动循环.立足于司法而言,这一循环可谓一种特别的能动司法模式.这一互动机制彰显着国家司法与民间调处纠纷各有所工但可以实现有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互动的背后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融通等法理意义,其带给我们的现代启示主要有二:一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解纷途径应该是多元而不是“诉讼单边主义”的,多元解纷途径之间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应该保持有机联系和互动;二是国家与民间解纷的互动机制有助于促进民间解纷资源与国家解纷资源的优势互补,改善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话机制.     

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林权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研究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由产权利益、价值和界址不清引发的林权纠纷大量增加。国家对清水江流域的控制逐渐加强,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汉文化的浸润也促进了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嬗变。和解、调处、神判、鸣官并存,习惯法、林业契约和碑刻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威慑力,注重合意的民间解纷程序逐步让位于带强制性的国家解纷程序。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在长期的竞争和融合中不断进步,有利于清水江流域和谐、稳定和发展。     

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思考

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规模群体化、内容多样化和解决方式极端化的发展趋势。面对不断频发的农村纠纷,传统宗法组织逐渐解体,乡村自治组织日趋弱化,基层行政组织捉襟见肘,基层司法机关力不从心。这要求我们立足农村现实,完善以基层法院为核心的司法解决制度,构建以民调组织为平台的民间调解制度,健全以乡镇司法所为基础的行政解纷制度,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制度,促进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成。     

纠纷自行和解的权理基础——意思互动与利益衡平

私权自治理论是纠纷和解的理论基础。按照私权自治理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意志判断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主体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纠纷的私权性内在地要求纠纷的解决应建立在私权自治的基础上,通过纠纷当事人的意思互动达成和解协议,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纠纷的社会性则外在地要求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亦应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当事人的利益衡平。纠纷自行和解是以当事人意思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在私法领域内的平等交涉以及当事人基于对收益、成本、效率、机制等诸多要素比较衡量的理性选择。以私权自治与利益衡平为内容的纠纷和解,彰显了私权自治的私法精神,同时兼顾了社会、纠纷当事人的利益衡平。     

乡村纠纷解决的多重策略与内在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使得中国现代的乡村秩序与生存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规则的渗透、小农经济的解体、城乡流动的多元、体制改革的深化都成为改变乡村秩序的因素.今日乡村,现代法治社会形态尚未建立,而是呈现出多种力量、多重秩序并存的"断裂"格局.乡土秩序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已经消解,村规民约的适用空间也在逐步萎缩,在强大的交通与传媒的影响下,中国乡村迎来了转型期的结构格局与秩序困惑:现代法治已经成为质朴村民无法回避的纠纷解决渠道,但与此同时乡土社会却没有给予法律制度充分的成长空间.这种天然的不匹配使得村民在面对纠纷时必须通盘考虑司法内外的策略行为:既希望借助于寻求司法救济以获得纠纷争议的利益,同时又必须小心司法途径对生存关系与结构的负效应,防止现代法律在与乡土空间的不衔接之处造成对既存生存利益的破坏.     

《民事争议解决法》：语境、价值、障碍及其消解

有社会则有纠纷。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民事诉讼率的逐年递增表征着民众对审判资源的需求与审判环境的自身优化;诉讼外解纷机制对民事纠纷总量的分流作用也昭示着其固有的存在价值。鉴于二者均有解纷的局限性,因而取其各自优势勾勒出民事纠纷合力解决的时代语境。但合力解纷的实证样态中,诉讼外机制并未真正实现法制化运作。基于契合纠纷合力解决语境之需、展示诉讼外机制解纷的独特品格、提升其在解纷法体系中的实质话语权,经由立法使其规范化、制度化,是实现诉讼外机制良性发展的最优路径。于此,需要遵循立法原则,从制度设计与结构布局等层面对纠纷解决法予以构建。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应用

目前,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基于我国的社会实际,习惯等民间规范在纠纷解决和基层司法中的作用远远大于立法,而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调解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同时在审判中以经验法则、自由裁量和个案衡平等方式出现,而基层法院和上诉审法院在民间规范的应用上存在着本质和功能的不同.然而,民间规范最适宜的生存与作用空间是在民间社会和自治领域,因此司法机关的使命是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规范的合法作用,以及平衡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的冲突.     

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运用的法理分析

民间习惯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的“本土资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我国学界,司法活动中民间习惯的适用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笔者以民事调解制度为背景框架,探讨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试提出国家对于民事调解活动中运用民间习惯的规范和引导措施。本文一方面希望为民间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语境,另一方面通过论证在民事调解中适当引入民间习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调解制度的解纷功能进一步发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     

多元解纷机制下城乡居民解纷方式差异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文章立足多元解纷机制,研究城乡居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东省惠州市的城乡居民纠纷类型和解决纠纷方式的现状进行调查,从而分析城乡居民解纷方式选择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该地区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议。     

“德古”：彝族民间的纠纷解决人

"德古"属于一种社会分层,是彝族社会的民族精英,他们不经过选举或任命产生的,而是由其本人的办事能力和威信自然产生的。他们是彝族民间社会主要的纠纷解决人,是彝族民间秩序的维护者。彝族重视家支内部的团结、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是"德古"能调解纠纷决定因素;"德古"是彝族民间自发生长的乡土权威人士,也是调解纠纷的媒介和见证者。了解"德古",对于促进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有积极的意义。     

拉祜族直过区村寨内生秩序的变迁——以澜沧县竹塘乡老缅大寨为研究个案

在国家权力不能充分地延伸至基层社会时,基层社会仍然要解决有序运转的问题,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处理纠纷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秩序。在维持基层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转过程中,村寨内生秩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内生秩序是目前"直过区"中最具整合力的因素,其出发点和国家行政机制一样,目的是使村民富裕地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中。     

中国传统调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比较

中国的传统调解和西方的现代恢复性司法都是解决纠纷,包括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存在着重秩序与重自由的价值取向区别,因此,适用范围、参与对象、主体关系、解纷者的权威来源、解纷依据的事实与基准、作用机制等也显著不同。     

转型期农村多元化解纷机制探析

社会转型期农村民间调解日益衰微,人民调解有所弱化,行政解纷方式需进一步改革,司法解纷有所上升,但也存在不适应农村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且各解纷方式往往各自为战。当前,农村社会需要构建内部协调统一,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ADR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秩序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诉讼案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独特、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但仅是注重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带来期望的法治秩序。因此,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性重构,就成为促进“自生自发秩序”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