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精卫1925-1927年"联共"的策略性

一生以反共著称的汪精卫,在1925-1927年间,却以"左派"领袖的姿态,积极支持和维护国共合作.这是汪精卫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在"联共"过程中,汪精卫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但因为无法将群众运动始终控制在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上,汪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共".     

1924至1927年黄埔军校与国民党的党军关系

从黄埔建军到蒋介石初步确立对全国的统治 ,国民党的党军关系经历了党权控制军权 ,到党权名存实亡、军权膨胀并支配党权的过程。党权与军权此消彼长同国民党党权未得到充分发展便仓促进行北伐有关 ,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矛盾激化而放弃军队中党军机制的结果。国共党军关系发展的不同道路 ,说明要有效实施以党治军 ,关键在于党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 ,并将其政治纲领灌输到军队中去 ,才能实现对军队的领导。     

军事整编与“剿共”困局:邓英弃城公诉案中的政情和民情(1927—1931)

本文以新十三师师长邓英弃城公诉案为例,论述蒋介石处理杂牌军军事编遣和"剿共"军事时复杂的政情和民情。透过邓英弃城案的研究,可以看出国民党在1927—1931年间的"剿共"军事,无论从高层决策,还是战略实施上看,"政情"与"民情"都是分裂的,且国民党高层尚未深刻认识到"民情"的重要性。1931年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除大量调入中央军参与"围剿"外,也开始学习中共动员"民情"的重要方法。只不过,与中共着重动员草根阶层不同的是,国民党更强调赋予地方党政绅,尤其是地方士绅"权柄"的重要性。这也是国民党后来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的重要背景。     

汪精卫视野中的国民党——《汪精卫“自传”草稿》解读

《汪精卫"自传"草稿》立足于南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立场,讲述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斗争史及国民党自身成长、分裂、蜕变的历史。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如革命党内"反孙风潮"、民国初年南北议和、国民党联共与改组、中山舰事件等,从亲历者角度展开论述,是一篇汪精卫执政路线的自我辩护与政策阐释,同时深刻呈现了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与派系斗争和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内在缺陷。     

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各党派为积蓄后备力量而争夺学生,大学校园不免首当其冲,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政治思潮竞争的场域。不过,在所谓"三党竞革"的角逐中,一般上海大学的校园内,势力强大的主要是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均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针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渗透,大学当局也多半积极整顿校园秩序,采取大力压制学生运动的政策,努力抵御政党势力和政治活动于校园之外。此种斗争,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与"大学同志会"之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清共"并取得政权,一般大学校政当局抵制国民党侵入大学、学生参与政治的努力最终告以失败。大学内外政治舆论喧嚣,学生运动愈演愈烈,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高校的校园生态。     

战后国民党“企业养党”方针探析

为因应抗战胜利后宪政体制下党务经费体制的变革,国民党六大确立起以党企盈余补助党务经费的"企业养党"方针。随后,依托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规模初具的党营企业体系。党营企业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与党企盈余的增长,为企业养党的政治使命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条件。然而,相对国民党浩大孔亟的党费需求,党企盈余的供给是微不足道的。企业养党在现实中屡受窒碍,遭遇现实的尴尬。在党费极端困窘的境况下,国民党重新回归党库依托国库的老路,变相地党库通国库。企业养党的使命,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败亡而宣告终结。     

析室伏高信《与汪兆铭书》

日本的战败是室伏高信不愿预测、难以相信的结局,即日本与欧洲、苏联、美国,特别是与亚洲各国为敌的结局。为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室伏以日本利益为基点提出了"排英亲美论",并将这一观点付诸行动,即撰写《与汪兆铭书》,劝说汪精卫"排英",但由于他对中国的认识极为有限,只得以随性发想为依据。同时,与汪精卫、近卫文麿等人的接触,则使室伏在抗战中后期成为这些政客在舆论界的"走卒"。     

在政党与国家之间——《义勇军进行曲》接受史

1935年5月24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问世,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逐渐成为"最流行的抗战歌曲"。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对立,二者对此曲的态度也日渐分殊,国民党从利用转为禁播,共产党则逐步重视,建政后将其定为代国歌。国共两党制定国歌的过程,也显示出平衡"党"与"国"之间诉求的困难。此曲的传唱和接受过程,呈现了歌曲和政治力量的复杂互动。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关于歌曲的记忆也会产生差异,这也反映着人群的当下认同。     

“打倒学阀”:北伐前后苏沪学界的权势嬗递

由于江苏省教育会在民初政、学两界拥有笼罩东南的权势网络,因此,1925年被北京政府与国民党冠以"学阀"的罪名进行联合打压。此后国共政党始终以"打倒学阀"为口号和目标,一方面借此来动员青年学生,一方面力图清除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势结构。"打倒学阀"与"运动学生"实为国民革命时期国共政党在苏沪学界进行革命动员的一体两面。成为国民革命的政治样态之一。1927年国民党军到沪后,随着"打倒学阀"运动的展开,江苏省教育会被取缔,骨干成员遭到通缉。与此同时,曾经受江苏省教育会管控的苏沪各校教职员则高举"打倒学阀"的旗帜以求自治于新政权。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亦在"打倒学阀"中扩张权势,但在"谁是学阀"以及"怎样打倒"等问题上,上海党、政两方存在着分歧。随着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政策的改变,"打倒学阀"运动逐渐因地方党部权势萎缩而退潮。     

试析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自1925年7月编成后,这支军队的素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步成为一支有别于旧式军阀武装的党军。由于其内部新旧势力的消长而引起的冲突激化,1927年7月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这支新型的军队也迅速趋于解体。但是,它在中国近代新型革命军队的孕育过程中,具有其历史的进步性。     

南宋孝宗朝扬州城池建设考——兼论地方视野下的“孝宗恢复”

南宋孝宗意主"恢复"的政治取向,并非只停留在中央的人事变动与政治言说上,于地方上也有直接体现。扬州是南宋时期宋金对峙背景下江淮区域的军事重镇,孝宗时期扬州的城池建设,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整体上超过了宋代其他时期。这是"孝宗恢复"背景下,地方积极因应中央政策的具体表现。但地方与中央的举措并非完全同步与合拍,实际亦有脱节之处;两相对照,地方上人事任用及军政举措的连续性更强,而所谓孝宗"末年之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层面而言的。     

试论国民党在武汉抗战时期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次年十月二十五日,“事实上的抗战首都”武汉失守。这十个多月的时间,是武汉抗战时期(本文简称此为武汉时期)。在武汉时期,武汉成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汇集处,成为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演出声势浩大的历史活剧的舞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本文试就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作用作一些初步探讨。     

最有“女人味”的瓷器

历史上但凡富庶繁荣崇尚文治的中原王朝,在瓷器制作方面都会留下惊艳后世的瓷中珍品。盛唐有色彩斑斓宝光流泻的三彩陶器,两宋虽命途多舛战火纷飞里也窑变出俊杰林立的八大瓷系,而到了明代永乐定都北京后的大明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了极大巩固,产生了肥润甜美的永乐白瓷,因其温润肥厚似玉如脂,风流蕴藉,颇有"女人味",就连瓷器名字也被称作     

论国民党军政体制的初期建设

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开始了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历程。但以政府组织的形式领导进行军事斗争,则应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创立到北伐前夕——开始。这段时期,是国民党军政体制的初创时期,新旧交汇,鱼龙混     

上海解放后英国针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及成因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海空优势对上海进行了持续近一年的海上封锁,封锁在加剧了上海民众生活困难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在沪利益。为了保护英国在沪经济利益和在华影响力,英国政府以国民党的封锁不符合国际法相关条文为由,拒绝承认国民党的封锁,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试图打破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美国对英国努力的冷淡态度、国际法的约束,加之伦敦担忧各方对英国行动不利的政治反应,英国政府最终没有能够成功打破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英国在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在沪侨民的士气也因为国民党的封锁而元气大伤。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

国民党政权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资产阶级的主要社团组织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这将为上面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信息。 商会于晚清时期诞生后，很快就成为维护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政治经济利益、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工具，同时自身也日益成为有一定独立地位并对政府给予一定制约的社会力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恐惧国民革命中日益兴起的工农革命，而投奔到蒋介石的怀抱，出钱支持蒋介石镇压中共及工农革命群众，寄希望于他尽快建立一…     

黑道政治与色情泛滥

在遍及台湾全岛的反对和抗议的声浪中,李登辉于2000年3月24日提前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获悉李登辉下台的消息后,聚集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周围的抗议民众鼓掌欢庆。担任国民党主席长达12年的李登辉,在台湾政坛上翻云覆雨,耍尽权谋;在两岸关系上逆潮流而动,成为分裂势力的总后台,并且使具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濒临瓦解,他自己也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勉强支撑了6天之后,不得不提前下     

论北伐前后国民党军政体制的嬗变

国民党军政体制建设,曾师法过苏联和美日德两种性质迥异的模式。1926～1928年北伐前后,正是这两种模式的大递嬗时期。一定的体制,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意志结晶。北伐前后国民党军政体制的嬗变,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各种意志的激烈冲突,此中表现出来的革命与反动、民主与专制、公利与私欲,进步与保守等等对立面的彼此消长,影响了尔后几十年的发展。国民党军政体制建设研究,是一个人们涉足尚少的领域,本文拟对此作一阶段性的探讨和解析。     

“一·二八”后的教育整顿与暨南大学的应对(1932—1934)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持续推进对大学教育的全面整顿。这与国难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权力重组后国民党对教育建设的重视有关,背后更蕴含执政当局"党化"教育、控制大学的政治意图。暨南大学等在事变中惨遭战灾的上海高校,更成为重点整顿的对象。暨大校长郑洪年为维护"华侨最高学府"的办学自主权,在学科布局、经费使用上与教育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为争取更多办学资源恢复重建,也不得不让渡办学自主权。最终,郑洪年被迫去职,教育整顿在暨大大获胜利。暨大应对教育整顿的努力与现实遭际,折射出政学关系相互纠缠的复杂面相。     

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应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被国民党视为威胁统治的"心腹大患"。为镇压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了系列举措创设和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农村基层厉行保甲,设置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和特别区政治局,县府裁局改科,县以下分区设署,省县之间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省府合署办公等,目的在于提高应对中共和红军的行政效能。这些源于"剿共"的政治制度应对举措,构成了国民党镇压革命"七分政治"方针的核心环节,尽管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在消弭革命和战后维持国民党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应对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变革的基调,改变了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趋势,加强了国家对乡村和社会的管控,实为近代以来国家治理和中国政治现代化逻辑的必然发展。同时揭示,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制度,只是关于国家权力分配、组织、运行等的规范,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历史功用,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政党所改造利用并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