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碳减排是实现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嵌入下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以及环境规制在三者间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减少碳排放;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检验了绿色金融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提升消费水平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增强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批次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机制检验显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中介作用,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向中介作用。分城市区位来看,东部城市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分城市规模、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来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大城市、非资源城市和两控区城市。鉴于此,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适合自身发展的低碳政策,充分利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知识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和地区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通过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0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区域R&D投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自身科技投入是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受中国目前引资结构和质量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与当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FDI引资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环境动荡性与竞争敌对性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突破性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后发制人”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功离不开创新行为的实施，如何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成为理论和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索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分析环境动荡性对技术管理能力与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竞争敌对性对环境动荡性调节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动荡性在技术管理能力与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竞争敌对性能够强化环境动荡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营商环境对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

从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我国省域层面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2-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①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西部省份已经跨过拐点，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左侧，中部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有待提升；②双元创新对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探索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提前出现；当利用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延迟出现。另外，替换双元创新测度指标对营商环境不同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类似结论。     

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演变

本文利用全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演变。结果表明,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整体上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存在着一定的促发效应,但对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无显著影响,FDI并不能为中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带来实质性提升。同时对1988—1997年和1998—2007年的分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正在发生演变,由1988—1997年期间的显著性影响逐渐演变为1998—2007年期间的不显著影响,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FDI的影响产生了弱化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就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模式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创新数量转移到创新质量上来。聚焦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技术锁定效应,运用DEA-SBM测度技术锁定效应并分析其发展趋势,检验技术锁定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寻找解锁技术锁定负效应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技术锁定效应显著抑制创新绩效提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模式中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对技术锁定负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自主创新投入可以深度缓解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消化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之间发挥创新路径枢纽作用,表现为创新模式一体化的调节作用可以显著缓解技术锁定负效应。另外,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创新能力不同未造成明显的技术锁定效应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积极调控我国技术锁定效应、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