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与魏晋士人的悲剧人格

琴作为悲剧人格的象征,有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本文从历史、现实、和宙美风尚这三个方面论述了琴成为魏晋士人悲剧人格象征的必然性,以及人格唯美主义的危机和历史对新的知识分子人格范式的呼唤。     

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现代青年人格构建

中国古代士人是当时的社会知识群体,士人精神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青年是现代社会的青春力量,其人格特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会左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向,因此,现代青年的人格构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正是试图从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中找寻对现代青年人格构建有益的因素,搭建二者的联系,更好地构建青年人格,使现代青年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古代中国士的精神品格及其内在缺失

知识分子通常是社会正义与良心的代表以及真正价值与理念的支持者,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同样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中国士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远非近代的知识分子概念所能比拟与涵盖,但就彼此所持有的精神价值与理念看,两者却极为相似,尽管如此,"士"最初并非现代语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士人仅属于传统社会,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士群体也随之瓦解。因此,需要借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探析中国古代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差异、内在精神品格及其与道统的价值渊源,并进而分析士人精神品格的内在缺失。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政治·心态·人格——论干校经验与“文革”记忆

以干校经验为题材的干校文学,不仅丰富了"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还彰显出知识分子在苦难年代不惧政治强权、敢于反抗的品格。干校文学文本折射出极权政治下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阵痛,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本文以干校经验为切入点,挖掘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态与人格蜕变,以期把握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并对干校经验和"文革"历史加以反思。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从胡适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格觉醒

文章以胡适为例论证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格觉醒。具体阐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建构,五四文学革命的变革手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及其心态,着重探讨了知识分子的群体特质与人格魅力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温柔敦厚”与儒家士人人格

作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对于儒家士人人格的影响根深蒂固。"非侵略性人格"、"悲悯乐观"品格、"道德人格"是儒家士人人格的突出特征也是积极的精神特质。但是,植根于宗法等级人伦体系内的"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欠缺,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世人格及缺乏独立性的臣子型人格特征突出。"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正负效应影响深远,在现当代知识人的人格及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     

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论冯友兰士人格思想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面向

冯友兰的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道德人格和完美人格,冯友兰对士人格的评析以士人格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面向作为中心架构。士人格的现实性表现为士有道德与才学,超越性表现为士有完美的圣人人格追求。士的上层地位并非是唯一的,士风的反抗精神又体现了士人格的超越性。冯友兰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超越意识,士人参与社会现实又超越现实说明士人想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论刘宋公主之淫恣及其对政治之干预

刘宋公主群体是刘宋统治集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宋公主的婚媾对象一般主要为高门士族,目的是通过婚姻与士族相交结,但在刘裕立国前和刘宋前期,公主也有嫁与寒门者.在生活上,刘宋公主普遍"骄淫无行",对士族夫君往往施以暴力,甚至有陷害致死者,以致当时士族不愿迎娶公主.当时公主大多"淫恣",胡作非为.不仅如此,一些公主还干预朝政,参与宫廷阴谋活动.刘宋公主行迹如此,除了其具有皇权之依托外,主要是刘宋统治集团起自下层,缺乏儒家礼法文化的教养所致.     

经天纬地说高贤——谈《三国演义》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三国演义》一书中,作者除去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还同时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有“入世”与“出世”两大类,他们的活动当然就有“超然”和“参与”两个方面。他们的思想、情操、自我意识、自由人格以及社会责任感等,从整体上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子的特征。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么一个群体的塑造,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