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化研究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势在必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不是单纯地“用政策代替法律”，而是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司法问题的宪政之维

司法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立法、司执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资源和权力的协调再分配,随着司法改革工作的广泛开展,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其间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我们应树立大司法观,从宪政分析中寻求理论支持,从宪政体制的角度统筹分析与考量司法权的固有属性,将其作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原点。通过司法改革,改善和调整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联系,从而实现司法权的复位,并将司法改革纳入宪政建设的总体进程中。     

把握司法工作规律 构建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司法工作的规律,明确界定司法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加强宪法赋予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职能,使其在法律的规范下公正执法和依法行政。一、从司法工作的规律和国际通行做法看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本国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虽然因建立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而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使得这些法律制度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如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效率等等,而这些特点和规律需要用制度来体现,用制度来保障。从国际通行做法来…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改革刍议

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社会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内容不仅应当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法治的特点,而且还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司法为民。以司法为民理念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对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对中外法律文化进行选择与嫁接,才能走出司法改革的误区与困境,构建符合本土特点的能真正担负起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维护公平与正义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能动司法视域下合同自由的司法限制析论

能动司法理念作为舶来品之引入,反映了当前法治建设重心由法律制定转移到法律实施的形势下,提升我国司法机关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迫切需求。在合同自由的司法限制上,强调人民法院实施能动司法,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自由之于合同,犹如灵魂之于生命,因此对其限制须严守立法规定,谨记"法内能动";另一方面,合同立法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之价值嬗变,表明法无具体规定时须发挥自由裁量,以法之基本原则来矫正合同自由之不当使用所导致的非正义。     

司法公正之社会结构探微

用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司法正义,从宏观层面上讲是正义法律与理性化制度的设定;从中观 层面上讲是司法阶层的利益分配公平和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从微观层面上讲是司法主体的公正德性 和对司法权公共属性的忠实践履。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社会蓝图。     

论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强度

行政不作为因其隐蔽性、消极性的特点被称作行政执法中的"幽灵"。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行政不作为案件数量呈现递增趋势,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已成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对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强度,直接关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配置问题,直接决定司法权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广度与深度。只有确立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重的原则,重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审查强度,结合裁判时机成熟理论,才能逐步加强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强度。     

论司法公开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功用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公正、高效、权威司法活动的具体体现。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权的运行状态是前提,社会公众对司法权运行的感受是关键,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司法公开作为一项公认的司法准则和制度,为公众观察司法活动提供了良好途径,对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功用。     

关于“司法”语义及其阐释

对司法内涵的把握直接影响着司法改革的目标确定与路径选择。目前,关于我国司法的主流观点主要包括"司法"即纠纷的法律解决,"司法"即诉讼,"司法"即审判,这些观点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我国的司法内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话语结构,"司法权"与"司法活动"均是诠释我国司法概念的重要元素。"司法权"的话语结构坚持司法权为裁判权的专属性;"司法活动"的话语结构则强调司法活动参与主体的国家性和多元性。刑事领域中,司法活动以司法权(审判权)的运行为核心,强调侦查权、检察权、司法行政权各自独立存在,以及司法权对整个司法活动的规制与约束。在司法的概念下区分不同描述对象,是澄清概念误区、尊重司法规律、确保司法改革顺利进行的理论基础。     

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选择何种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是由文化决定的。随着从优先选择调解到优先选择诉讼的文化转型,从信赖共同体权威到信赖国家权威的文化转型,从片面追求实体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的文化转型,人们逐渐形成了优先选择司法途径的文化心理基础。司法审判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沟通,司法过程中当事人之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官与社会公众之间、法官与法官之间关于事实认定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所进行的文化沟通,是寻求司法共识的重要机制。尊重司法结果的过程实质上是从主流价值观角度认识和评价司法结果的价值取向的过程,文化教育、文化评价、文化示范和文化体验有助于人们建立理性认识司法结果的文化思维模式,能够唤起社会主体信任法治、尊重法治的文化情怀,形成尊重司法、信任司法的文化情感,确立接受司法裁判结果的文化意识,是认同司法结果的重要文化机制。     

浅议中国法治的现状和司法改革的方略

现代司法制度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内生型的,但就中国等后发展国家而言,由于本身有着生命力极强的本土文化,而现代化基本上又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制度移植的过程,因而使司法改革面临着本土化还是国际化的道路选择。当前,中国法治的初级性现状决定了我们的司法改革必须采取立足本土资源实行拿来主义的渐进式改良方略,在具体运用这一方略时要注意把握改革分寸的六条依据和判断标准。     

关于司法公正中的媒体角色

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具有各自的内涵与界限,而审判公开制度、法庭准入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目前处理司法与媒体关系的法律依据.理清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关系,需要把握好审判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关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消极影响和促进作用.构建司法与传媒良性合理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媒体监督不能越过审判独立的边界,媒体时司法的监督应以事后监督为主.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然而,理论界对它的法律监督问题不够。本力图从司法监督的角度分析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监督的法理依据和现实需求,论述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可靠性,并认为实行司法监督的可行性途径是充实检察监督和完善审判监督。就此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     

Whistleblowing and Compliance in the Judicial Hierarchy

One way that principals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in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is to enable whistleblowing. We evaluate how whistleblowing influences compliance in the judicial hierarchy. We present a formal model in which a potential whistleblower may, at some cost, signal noncompliance by a lower court to a higher court. A key insight of the model is that whistleblowing is most informative when it is rare. While the presence of a whistleblower can increase compliance by lower courts, beyond a certain point blowing the whistle is counterproductive and actually reduces compliance. Moreover, a whistleblower who is a “perfect ally” of the higher court (in terms of preferences) blows the whistle too often. Our model show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whistleblow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whistleblowing as a threat to induce compliance in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