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以来,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对称性作用明显减弱。另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基于西方财政分叔理论探讨中国地方分级财政体制改革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在协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借鉴西方国家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在财政体制上应采取适度分权的地方分级财政体制。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制度根源

本文首先剖析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制度安排所蕴涵的地方与全国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提出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悖论假说,并着重分析了其制度根源。然后,本文依据省份数据,利用多动态因素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国反周期和省份顺周期特征,有助于全国经济稳定但加剧了省份经济波动,这在欠发达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财权与事权错位导致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具有较明显的非对称影响:支出分权会削弱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强化其省份顺周期特征,收入分权的扭曲性影响较弱。官员治理制度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干部队伍年轻化和知识化有助于弱化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省份顺周期特征,较长的任期和中央任职经历则具有相反影响,但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的影响较为模糊。     

财政分权、制度环境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和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指数越高,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高;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财政分权改变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与公权谋私实证对比

财政分权的目的是使基层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从而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财政学界关于财政分权与公权谋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着重对比了目前我国财政学界两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并对二者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财政分权视角下我国地区间税收转移与竞争机制研究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兴起与成熟,财政分权活动在世界各国不断展开。财政分权不但有利于地区间政府发挥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还能够满足地区内社会公众对差异性公共产品的需求,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围绕经济资源与税收资源展开的税收转移和竞争活动。本文以此为视角,首先分析了税收竞争的内容与特征,然后讨论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税收转移问题,最后对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现实的实践。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描述及作用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变动的逻辑。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和使用分权指标是这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现有文献对不同指标的使用具有随意性,认为彼此间可以相互替代。作者指出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因此彼此不能混用。本文对各个指标作用逻辑的讨论不仅回应了一般性文献也使其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对于目前普遍关心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及下一步政策思路主要是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而通过复制近期代表性研究,本文发现只有"地方财政自主度"对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均有一致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清楚地揭示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     

财政分权、制度供给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

已有文献在对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转型发挥作用进行详细研究的同时,对其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关注不足。视农村基层自治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和多层混合效应逻辑斯特模型(Multilevel Mixed-effect Logistic Model),本文重点考察了地区间面向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可能的影响。本文实证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以显著为正的概率使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迈向更高的水平。本文尝试把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内生化于财政分权,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及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财政分权与“土地财政”制度改革

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降低,但地方政府的事务并不因财政收入的降低而减少,相反有增长的趋势。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源不得不采取"土地财政"的策略。"土地财政"带来的负效应的蔓延呼唤"土地财政"制度的改革。规范化的财政分权体制,尤其是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是"土地财政"制度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瞄准机制研究

研究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需要考虑地方政府在减贫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机制和行为模式.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产生,由于中央政府监督的缺陷,地方政府在减贫政策实施中会存在虚增成本和地下交易行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但是受居民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差异的影响,地方政府容易被富人利益集团左右,减贫政策实施中更多考虑富人利益.通过模型分别描述了任命制和选举制下地方政府的减贫行为,认为任命制下的大规模减贫瞄准效果较好,选举制下的小规模减贫针对性较强,并据此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建议.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居民应参与地方财政管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个不规范的分权,由此导致了现有的投资冲动。首先,在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流转税和预算外收入,而不是财产税类收入,这种税制结构必然导致地方不断通过自身投资和吸引企业投资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而无需通过吸引居民来获取财产税类收入。其次,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没有在地方层面形成一个利益制衡关系,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做出投资决策,无需考虑当地居民的感受     

财政分权理论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本文简单介绍了不同学者的财政分权理论，结合我国农村现实情况，分析了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面对的财政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