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诚信观之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诚与信可以互训,但从伦理学的角度,两者在内涵上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异。“诚”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从根本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在本体论的指向下修身养性的道德意识。“信”相对于“诚”,更多的是在“诚心”的价值导向下为人处世的具体道德要求。受中国特殊的血缘文化、家族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诚信观表现出自律性、重义轻利的特点;诚信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一个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诚信观,另一个是古希腊文化延伸出来的契约伦理。与中国相比,西方诚信观产生起便与法律制度、交易关系紧密联系,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他律性和经济性。     

作为一种道德生产力的商业诚信

商业诚信是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现代诚信危机要求各经济主体作出系统反思。商业诚信是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和稳定市场秩序的必要支撑,同时也能带来巨大绩效。商业社会诚信伦理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以诚达信、以信生利、以利养义,这个过程合动机与目的于一、合个体绩效和社会绩效于一,最重要的是最终能够由外而内地形成一种持续稳定的道德规范。商业诚信伦理的构建可从三方面着力：制度保障、伦理教育和监督、企业文化建设。     

新时期组织文化制度化建设新探

组织文化的制度化表征了组织发展相对稳定的运作机制和内部协调功能 ,并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组织发展的运作效率和内在功能。组织文化的制度化首先表现为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者在观念层面所认可的“制度预设”和“制度变迁”,它反映了作为系统的组织在制度层面是一个静态稳定与动态发展的有机体。组织文化制度化建设还涉及到具体的发展阶段、层次 ,以及发展的程序和方法等问题。     

中国古代家规中的诚信思想

中国古代家法中蕴含着丰富的“信”伦理思想,“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不仅是历代家法共同倡导的立身处世原则,还是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继承和传播诚信思想的过程中,家规起着将儒家精英们的抽象命题转化为民间话语的中介作用。在经济方面,家法既强调自身的诚实信用,也十分讲究运用法律手段提供信用保障。家法中体现的信用思想和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中国“信”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诚信”培育机制的儒法传统及其当代表现：一项经验社会学的考察

诚信是一个社会得以平稳运行的重要道德基础。围绕个体诚信的培养,传统中国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以徳促信”和“以法促信”的主张,其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则分别对应于名声(誉)感和奖惩措施两种机制。采用社会学经验分析手段考察两种诚信培养机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情况,发现：(1)个体的名声(誉)感和对于法院的信任度都显著提升个体诚信,因此儒法两家的主张都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得到经验支持。(2)给定变量测量下,相比于法家的“以法促信”,儒家的“以徳促信”在提升个体诚信感方面展现了更强的效果。(3)一种机制的实现会对另外一种机制形成“挤出”效应。     

论诚信之“诚”与“信”的市场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诚信"的"诚"和"信"之间包含了内在与外在(以及德性与规范)、高级与低级(以及提升与普及)这样两种基本的区别。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对于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把"诚信"中的"诚"和"信"拆分开来,暂时避开"诚",针对企业建设广泛的社会道德征信制度以确保其"守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由"信"到"诚"和由"诚"到"信"两条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实现"诚"与"信"建设的互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从而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     

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是保障其稳健经营、进而保障存款人利益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应当在参照有关国际规则、各国实践以及我国“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基础上构架。其基本内容包括：组织结构,决策管理人员控制,表内外业务控制,会计控制,授权（信）控制,合规合法与欺诈控制,电子化风险控制等方面,并应建立相应的制度运行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架构这样一种制度体系并使之有效运作,还须在银行企业制度、业务经营管理制度及文化建设方面改革、创新     

福利文化与制度供给：比较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新范式

现有的比较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中,大多都以“工业化的西方制度模式”为研究对象,引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国家保障模式研究无疑对原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三个世界”提出了挑战。中西不同的福利文化是导致中西社会保障制度差异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福利文化的变量加以认真考虑,以福利文化的精神观念和制度供给的制度规范两层次为新维度,提出了新的中西社会保障制度划分的六种模式。     

政教合一制度的源流

“政教合一”深源于巫文化之中。这一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 ,更有一系列维持这一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措施。“政教合一”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弄清这一制度的正负价值 ,对建设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我国婚姻制度中的诚信问题

<正>一、诚信的本质及其对婚姻的重要性（一）诚信概念的厘定“诚”和“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互相依存的。“诚信”意为一物二体,而“诚”从字源上可分为“言”“成”二字,意为“言行一致”。而“信”,从字形结构来看,指的是说话的真实程度,言语出自内心,与外在相吻合,即是“内不欺隐,外不欺物之意。“诚”是人的内在品质,“信”是人的外在表征,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其基本含义就是诚实守信。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