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破解自治困境:住宅小区业主自治的实践逻辑与优化

作为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新生力量:业主自治并没有在期望中实现快速推进和良性运转。现实中,反而面临着因业主内生动力不足、小区规模过大、开发商、物业公司抵触导致的成立难;因形式相对固定、单一,准入资格封闭和程序严格冗长导致的备案难。此外,业主自治组织在履职和换届时也面临着业主的广泛不信任和搭便车心理,业委会协商议事精神和专业素能相对不足等现实困境,能否明晰与物业公司的定位,实现与社区治理等基层政权力量的有机衔接同样考验着业主自治效能的发挥。破除业主自治困境,需要借助从"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纵深拓展的机遇,坚持在自治中融入法治和德治,实现从自治维权逐步向公共生活的再造过渡,在构建小区共同体的同时实现小区公共治理。     

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社区权力格局,而业主维权行动集中体现了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解读业主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基层治理策略的影响。现有文献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看作两个独立的研究议题,未能很好解释社区治理规则(变化)与业主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社区治理研究,尝试为社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社区治理规则的变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邻里空间与业主追求权益与自治两者角逐的后果;在国家应对治理挑战的过程中,话语和表征塑造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和想象,合法化了国家对私有化空间的介入,因此在重塑可治理的邻里空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的视角要求研究者思考社区治理规则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     

论城市基层社区的日常运作逻辑——基于对杭州市某社区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特殊环境中社区自身的角色定位,促使行政体制在日常运作中不断渗透,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非正式的情感维系增强居民参与。尽管社区自治性组织不断涌现,但其仍在限定的空间中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体制吸纳与社区依赖的场景:国家力量主导社区发展,但国家体制的运行或者说居委会的组织运作需要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与配合,两者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社区发展。     

政社联动：住宅小区业主协商自治的演进逻辑

业主协商自治是基于业主物业私有及共有的边界划分与全面自治而衍生的一种全新的协商民主治理形式,它是由物业公司代管与业委会监督的模式直接转变为业主自主治理,打破了以往基层民主中行政干预式的群众自治模式,但是它面临长期以来没有社区协商传统和习惯、业主协商治理经验和技术欠缺、业主物业自主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缺乏、相关配套社会制度保障欠缺等问题,其压力、挑战都是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考验。因此,应深入研究业主协商自治的概念范畴,不同业主协商自治形式的优劣和创新发现以及加大政府在业主协商自治中的正确引导作用,创新政社联动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     

北京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在北京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业主自治团体运行问题探讨

近年来,随着各类型居住社区的深入发展,业主自治团体在维护业主利益时愈发显得"力不从心,"尽快完善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业主自治团体运行中的问题主要有:法律主体地位缺失;法律规定中有矛盾;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社区自组织的理论优势有助于跳出既往关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认识误区,重新审视社区内各组织的性状,从而归类出社区自组织角色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等,明确了它们在“应然意义”上作为社区发展的主人翁、社区公益和社区文明的倡导者、开发和利用社区资源的整合器、实现社区自治的主力军、社区利益矛盾的协调人等自治功能,为实现社区自治发掘新的组织力量开辟新的途径。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

社区自治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而是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初步显示出一条中国化道路:从"小社区局部自治"到"小社区全面自治",再从"小社区自治"到"大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失灵及非政府组织有效介入分析

社区自治制度的出现,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单位制"解体后所造成的城市治理方式的空白,作为一种城市社区成员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制度和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具体方式,社区自治在扩大居民政治参与和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受国家权威和传统单位形式等多方面影响,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社区自治失灵。在众多应对策略和破解途径中,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及其功能的积极有效发挥,起着关键性作用。     

流动的木牌——糯黑撒尼彝族村民自治制度初探

村民自治在基层社区广泛展开,引起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村民自治管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在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如何结合地方文化进行村庄自治建设是在国家话语权之下村庄政治调适与重构的重要方式。以农村基层社区小传统为基础,对新文化体系的"无缝"融合,是现代化政治民主建设的基础。     

议行分离:社区自治组织性质回归的体制探索——昆明市盘龙区拓东办事处“一委一站制”社区管理模式调查分析

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化色彩浓厚。"一委一站制"社区管理模式,由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分别承担议事与行事的角色,实行议行分离,为社区居委会自治职能的发挥提供了体制保障,实现了街道对社区管理思维理念、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这一新的管理模式也有待在实践探索中继续完善。     

浅析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问题

新型农村社区不仅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更是创新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平台,旨在打破具有行政依附性的传统农村治理体制,为农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保障。探讨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分析了导致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去行政化的对策。     

我国社区自治改革的内卷化分析——一种空间模型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社区自治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建设的进度和成效.从社区自治改革的空间变迁路径出发,从空间转移、权力转移和利益转移等三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指出了西方国家实践经验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内卷化规避"的空间模型,即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运行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内容:宏观上,空间转移的发展取向;中观上,权力转移的路径协调;微观上,利益转移的民主保障;总体上,实质性参与贯穿其中.最后,运用上述模型对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原因进行解读,以图提供一个分析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可行性框架.     

城市新型社区中的权力博弈——以某市Z小区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开始向自治型社区过渡,城市新型社区的出现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活力。新型社区的特点导致了社区冲突出现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权力博弈。本文以太原市Z小区作为研究个案,还原了该社区的冲突过程,分析了三大权力主体——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权力博弈,为城市社区的自治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珠江三角洲"村改居"程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透析

从珠江三角洲看,农村城市化主要有"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表现形式.城市化(可称为外源类型)是指在原有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城郊村落被纳入城市区域,从而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城镇化(可称为内源类型)是指在农村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农村成长为现代小城镇.在以上两种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原有的村民自治转型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村民委员会转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转变为市民.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