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全球史观与世界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全球化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已呈现在世人面前,反映这一现实思维的观念———全球史观也被有些学者提出。全球史观是研究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运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史应该在研究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重在“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研究,摒弃“一个中心观”,注重对“中心”的研究。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南北朝正史家的“天命”信仰

儒家经教的"天命"信仰观统御下的积极入世态度和对现实社会生活以及历史进程强烈关注的思想观念,对史家构建历史框架,叙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阐释历史进程等,都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儒教的"天命神学"(Fate Theology)的核心内容"君权天授"(Regalitygiven by God)观念,直接影响了中世纪前期正史家的历史观,几乎构成了他们的一种思维范式(paradigm)。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等南北朝正史家虽然生活的时间和环境不尽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也有相当的差异,但是,汉文化中的传统"天命"信仰观,始终贯穿其中,没有丝毫动摇;"君权天授"的观念已构成了他们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他们对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看法:帝王的兴与衰、朝代的承与迭、人物的荣与辱等,似乎完全取决于或依赖着异己的力量。但是,道德的完善和人事的努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天命的基础;只要能"畏天敬神",就会克服自我膨胀、防止盲目躁动,兢兢业业,勇猛精进。南北朝正史家们虽不能站在历史科学的高度来审视和解释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他们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相联系,指出了偶然性(即"天命")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应该说是有相当深度的。     

一首“新奇”的政治讽刺诗——对散曲《高祖还乡》套的一点看法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些把矛头指向时政的讽刺诗,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在讽刺诗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皇帝的诗则不多见。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决不容许侵犯君权、动摇君权,如有违犯,则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还极力提倡、宣扬“君为臣纲”的反动思想来束缚人一们的言行,从董仲舒到二程和朱熹,又把“忠君”思想神化,将它吹捧到了吓人的高度,什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什么“君德即天德”、“父子君臣,天下之定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张载的“经世”思想

多数研究者把张栽关学研究归结为“实学”,实际上,张载与同时代的王安石、二程等人的思想都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即,讲求“经世”的作风是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张载与王安石等人的“经世”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期望从社会基层秩序的重建,以挽救政府的危机;后者则倚赖“君权”来领导社会。前者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后者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两人从《周礼》中汲取了不同的思想资源,王安石则从《尚书》〈洪范〉篇中发展了“君权”观念。     

生物史观探源

生物史观是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中颇具特色的观念。常乃德在对其他史观的批判基础上,通过对生物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三者关系的整体思考,兼采各派史观之长而避其短,提出生物史观,主张以生物的立场,来说明历史演化的动因。生物史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史观。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及当代价值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是在继承"绝地天通"、"天命靡常"、"王权天授"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开拓,试图在人治的封建政体中,用"天之权威"对君权产生道德约束,使"天"、"君"、"民"三者实现相互制约。当代社会,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执政官员如何加强自身道德自律,以民生为己任,达到"权力"与"义务"的协调发展,这便是董仲舒思想给予当代社会的启示。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人文史观

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文献中,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文理性倾向的史学作品。它的历史叙事,完全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克服了早期史学作品中神话传说与人事活动相互混杂的缺陷。它的叙事选材,克服了早期宗教巫术之神秘主义的影响,相比于《左传》,其理性主义色彩更加突出。它的历史思想,克服了“天命”观念的影响,展现出清晰的人文理性的历史逻辑。《系年》的人文史观,代表了轴心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浅谈龚自珍《明良论》中的吏治思想

龚自珍是清朝中期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家,他在压抑沉闷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觉察到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明良论》是龚自珍写的一组有代表性的政治论文,深刻地揭露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朝廷风气,以及吏治、用人方面的种种弊端,对于吏治许多方面提出了很多改革性的思想主张。     

论春秋《公羊传》对儒家民族伦理思想的阐释

《春秋》在汉代公羊家的视阈中是一部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家通过《春秋》之辞、笔削和书法阐释的《春秋》之义具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其中蕴含的体现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儒家民族伦理思想集中于夷、夏可以互变、两者同样可以进化的夷夏观,它反映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统一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儒家民族伦理学的精华。春秋《公羊传》的民族伦理思想来源于孔子,发端于《春秋》,由于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道德自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莺要的影响和作用。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从《歧路灯》看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以政治、经济为考察范围

《歧路灯》是中国18世纪一部现实主义著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史学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小说寄言明嘉靖朝事,实言被誉为盛世的清康、雍、乾三代之事——盛世的繁华已经无法遮掩日趋暴露的腐朽,康乾盛世的背后其实早已是危机四伏:政治上吏治腐败现象严重,经济上府库亏空与商品经济冲击并存,这些迹象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上述现象的交合作用,加速了当时社会走向沉沦的脚步,撼动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     

桑弘羊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之比较研究

重商主义代表了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人阶级的观点.在西方,重商主义产生于14、15世纪,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反映.中国首倡重商理论的是桑弘羊.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桑弘羊的重商理论和西方重商主义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二者的异同,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龚自珍是嘉道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其社会改革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学者所津津乐道。事实上,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认为,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要有广阔的视野,除经史文献资料外,还应从彝器、刻石、碑铭、古印、古镜、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甚至认为诗文中也含有历史记载;龚自珍的小学功底深厚,尤为强调以字说经,这是其解读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他还指出,历史文献的编纂宜繁不宜简,历史编纂工作者应努力做到善入与善出;其在目录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     

试论西周王朝公卿问题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关于西周存在三公九卿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西周王朝官僚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整齐划一的三公九卿的制度，其当为后人附会之说。而在西周时期，“公”和“卿”二者的涵义并不等同，“公”用作王朝执政卿士或德高望重的王朝长老的尊称，“卿”非官职，其代表位次，王卿泛称为“伯”，“公”与“伯”在一定程度上可相通称，但称“公”往往是为了突出其身份地位的尊贵，是仍不出尊称的范畴的。     

尊尊与为尊者讳：春秋公羊义的二重性探析

尊尊与为尊者讳是最重要的春秋公羊大义。尊尊主要表现为尊王、尊君和尊礼三个方面，而为尊者讳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批判。尊尊与为尊者讳涉及公羊大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体现公羊大义所蕴涵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二重属性。理性审视公羊义的二重性，对于克服将公羊家政治儒学完全理想类型化或完全意识形态化两种思维偏至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汉末公羊学衰落原因探析

汉武帝时极盛的公羊学在汉末发生了章句化、神学化等异化现象，这是它衰落的内在原因。而东汉末期的黑暗统治，古文经学对它的排挤，道教、佛教对它的冲击则是促使它衰落的外部因素。东汉末期，公羊学的思想内涵已无用武之地，于是便丧失了其存在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