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研究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中求索易学义理的宗旨,精研《周易》经传义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开创了金景芳易学学派,其弟子们继承并发扬了他的易学思想,治易坚持以探求义理为主的学风,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周易》的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具体揭示与说明了易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易》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关系多有阐扬;首次在学界提出了《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改造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在当代易学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的释读、研究上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在当今经典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李道平疏文中的易学思想

自清代乾嘉以来,沉寂已久的汉代象数学得以再次勃兴。在此易学学术语境下,李道平明确提出＂言象数而义理在其中＂的易学观,推尊汉代象数的治《易》之法。为追本溯源,李道平作《易筮遗占》一卷,对《左传》《国语》中的十六则筮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亦对＂之八＂、＂皆八＂等三则疑难筮例明抒其见。因汉儒《易》注有赖李鼎祚《周易集解》而留存,李氏又作《纂疏》以疏通、彰明之。其疏文除诠解汉易旧说、考辨字义文意外,又参以己意。其中二百余条＂愚案＂疏文,充分反映了李道平本人的易学识见。约言之,其＂愚案＂内容不外发挥汉易、引证字义、阐发义理和兼采宋学四端。总体而言,李氏《纂疏》虽偶有失当处,但毕竟瑕不掩瑜。迄今为止,此书仍为学者入门汉易乃至研习易学之锁钥。     

西汉《周易》经学的阴阳灾异化转向

西汉《周易》经学经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努力,发生了阴阳灾异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肇端于宣帝时的魏相、孟喜,至元帝朝京氏《易》立于学官,始成就经学的地位。而之前立于学官的孟喜《易》仍然保持汉初儒门易学的宗旨,与京房假托的孟京之学并存。京氏《易》的官方化,得益于彼时阴阳灾异说的盛行。同时,它又反过来改变了西汉《周易》经学的格局,造成了《易》与律历之学的杂糅,导致《易》在五经之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经刘歆等人的努力而推出《易》为五经之原的新观念。     

皇侃《礼记》学探论

皇侃的《礼记》学上承汉代经学家的治经传统,既有古文经学家注重名物制度和文字训诂的特点,同时也有今文经学家注重章句之学的特点。皇侃的《礼记》学多遵从郑玄,但是也有与郑玄相乖离的地方。皇侃的《礼记》学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义疏之学的特点,对唐代乃至唐代以后的《礼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陈抟的《易》《老》之学及《无极图》思想探源

陈抟(?—989年)字图南,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人。《宋史》有传。陈抟是五代宋初著名的道教学者,对宋代内丹道及宋儒象数学、理学,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拟就陈抟的《易》《老》之学的思想渊源及《无极图》图式源流两个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陈抟的《易》《老》之学及其渊源 陈抟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兼融《易》学和《老》学。从《周易》卦象及《老子》书中引发出一套宇宙人物生成论,又以《周易参同契》的还丹说和《老子》返朴归真、归根复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萧捷父先生船山学方法论述要

追随萧捷父先生问学30年,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略有所窥。值此纪念《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之际,我想谈谈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的理解。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友和同仁们赐教。第一,萧先生治船山之学,首重文本诠释,以此为治船山学之第一要紧事。或曰:此乃海内外船山学界之共识,不足奇。予曰:唯唯,否否。世间固未有不通文义而能治船山之学者,亦未有不精研《船山全书》而能全面准确理解船山者:然而,先生所云之文本诠释,自有其尤重史识和逻辑之特色。其中之重之尤重者,乃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区分船山“对旧说之沿袭”与“别开生面之创…     

从《易泛论》看王安石《易》学的训诂特色

王安石的《易泛论》是一篇解释《周易》字词的专章,反映了其治《易》注重训诂的特色。本文从《易泛论》与《易解》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卦爻及诸传对应的比较分析,结合《周易》语境,对王安石治《易》的训诂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从《明夷待访录》之命题看《周易》对黄宗羲的影响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经学家。在群经治研中,于《周易》造诣尤深,他以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备。为正本清源.阐明《易》理,黄氏曾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戳力剥除九流百家附会于《周易》之上的种种浮游谬说,归义于《程传》。《易》学界评之为:“持论均有据,能一一洞晓其始末,因此能尽指其瑕庇.非仅据理空谈,不中要害之作所可相比。”为清初第一部,抨击《易》学异端之力作。”如此.《周易》对黄氏的为人处事.乃至政治思想的形成等.是不能没有影响的。为抛砖引玉.笔者拟从最集中体现了黄氏政治思想与情怀的《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的命题剖析入手,就《周易》对黄氏的影响这个问题作一窥视。《明夷待访录》乃黄宗羲以亲身经历、总结明朝覆亡和民族失败的教训.深入研究历史和前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周易》定性问题之我见

《周易》定性,向有歧见。总体方之,《周易》是朴素的唯物论、中国式的辩证法、古代信息论、政治伦理学与传统预测学的“五位一体”。对“自天佑之”可以作唯物的理解。“学《易》致用”与“以用知《易》”应有机结合起来。     

詹安泰词论追记

祝南(詹安泰)先生离开我们将二十年了!先生讲授诗学,以高迈之识运宏博之学,考证、评论、深揭诗歌的底蕴,读者从《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见《古典文学论集》)略可知之。先生在治诗的基础上治词,词学学术深造自得,于词的源流正变、风格流派乃至技法韵律,条分缕析,对词的内部规律、词的特性和特点有较全面较透彻的认识。今所刊行的《宋词散论》、《詹安泰词学论稿》、《李璟李煜词》、《古典文学论集》中有关部分,以及将刊行的《花外集注》,可以见到先生的词学修养和业绩。可惜的是,先生的词学讲稿和著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散失了。今仅据当日先生讲学的笔记残编并参以现已刊行的著作,概述如下。     

《易传》作者问题检讨(下)

<正>一、当代学者的探析经过古史辨时期的多方论证,《易经》为卜筮之书,《易传》为哲理之书,两者性质不同,已渐成定说,但孔子与《周易》经传关系的争论,并未就此尘埃落定。以《鲁论》"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论证孔子未尝读《易》之观点,虽然风行一时,甚至使得郭沫若改变了对《周易》经传时代的推论,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然而对部分学者来说,若无更多确切有力的证据,仍倾向于接受孔子读《易》、传《易》的旧说。而有学者则因肯定《易     

论胡一桂占筮识度下的易象观

胡一桂在阐发《易》之占筮本义的过程中,他以"接着讲"的为学态度,继承了朱熹将占筮视为《周易》本义的定位以及注重筮法合乎"自然之法象"的思想,从占筮的识度审思易象地位、易象自身和易象发展史,提出"辞变统于象占"、"《易》有象则有占"、"《易》之取象,夫子大备"、"象又统于占"的思想,他的易象观为我们研究《周易》经传之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通孔"。     

《古文孝经孔传》在隋代出现的历史契机——以刘炫《孝经述议》为中心

今传《古文孝经孔传》出现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南北一统使《孝经》学打破了南北学和今古文的界限,走向折衷化;《孔传》对《管子》的征引,与隋文帝以《孝经》治天下的政治手段暗合,体现出《孝经》学的法家化;《孔传》将经文之"毁伤"特指为"刑伤",则契合了隋代以佛教立国的社会思潮,有宗教化的意味。《孔传》之真伪及成书年代虽仍不能确定,但通过刘炫疏解此传的《孝经述议》,可以探索《孔传》与隋代政治及学术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