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资本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公司治理的视角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程度更高，通常创业型中小企业的代理成本更严重。风险资本作为创业企业的主要股权投资者，区别于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对公司创始人大股东和管理层实施监督和激励，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风险资本有能力和动机缓解代理冲突。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分析风险资本的双重治理角色，从公司治理视角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以2004年至2013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形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风险资本利用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考察家族企业对风险资本影响企业代理成本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依据两类代理成本测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代理成本更低。②风险资本通过持有股份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比例降低代理成本。③创业家族企业调节风险资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风险资本深度参与非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④采取更换代理成本测量指标和区分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利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和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保持不变。         基于风险资本投资于创业企业的特点，分析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论证风险资本对企业可能产生的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机制，发现风险资本可以有效监督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研究结果对风险资本如何控制代理成本以及上市企业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具有参考意义。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     

私募股权投资进入对上市公司IPO当年业绩的影响研究

 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经常发生公司在IPO成功上市后业绩“变脸”的现象，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认证/监督理论认为，私募股权投资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抑制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被投资公司绩效。而逐名假设认为，为快速收回资本、建立声誉，私募股权投资会推动不成熟的公司急于上市，造成被投资公司在IPO上市后业绩下滑。因此，探索私募股权投资究竟对上市公司IPO当年业绩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如何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基于认证/监督和逐名假说两种竞争性理论，手工收集2008年至2015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息和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私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IPO当年业绩的影响，探讨是否由于私募股权投资进行盈余管理导致被投资公司IPO后业绩下滑，分析《暂行办法》和产权性质对私募股权投资投机行为的抑制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私募股权投资降低公司IPO当年的业绩；私募股权投资通过应计盈余管理降低公司业绩，应计盈余管理是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中介变量，但真实盈余管理不是中介变量；在《暂行办法》实施前，私募股权投资降低公司业绩，但在实施后其影响消失，表明该政策变更能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被投资公司为国有性质时能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缓解公司IPO后业绩下降。        研究结论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存在导致公司IPO当年业绩降低的逐名投机行为，丰富了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业绩影响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及其行为的理解，对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业存在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具有相关性。已有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的局限性。        基于此，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从时间和空间视角，立足于产业整体和五大行业，分别引入时间滞后项、空间滞后项和时空滞后交互项，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为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分布，同时还具有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短期内会对创新产出产生负向的区域内和区域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区域内溢出效应消失，区域间溢出效应由负向转为正向。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还存在行业差异，以行业为研究对象时，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内受到市场竞争的负向区域间空间溢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不仅受到专业化集聚和市场竞争的正向区域内空间溢出，还受到多样化集聚对区域整体的负向空间溢出，其他行业的创新产出没有受到集聚的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产业集聚对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丰富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相关经验研究，为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研究

 对代工企业的研究，理论界大多支持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升级路径，但该观点与代工企业的实践并不相符。许多已经建立自主品牌的代工企业，仍然以代工组装和代工设计业务为主，并积极开拓不同形态的代工业务。        针对上述矛盾，采用纵向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北京好利阀业、上海岱美、富士康3家企业为例，基于非研发创新和需求拉动创新等理论视角，对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通过对3家案例企业的升级阶段、升级模式、客户需求和核心能力的证据资料对比分析，重新构建U形曲线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代工企业，尤其是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足的代工企业而言，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升级路径并非连续且必要的升级路径。切实有效的升级模式是在客户需求的拉动下，代工生产企业通过持续不断地创新产品和服务问题解决方案、创新产品研发设计和服务流程、通过自主设计以及发展多元业务等，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上述结论从产品和服务两个维度，将代工企业的升级细化为4个阶段和7个环节，突破了已有聚焦在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直线升级的惯性逻辑，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全球价值链以及微笑曲线的环节。        研究结果明确了品牌客户持续提升的需求是拉动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代工企业应该重视客户需求，并鼓励品牌客户多提要求、提高要求。非研发创新是资源短缺的代工企业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     

创新网络嵌入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企业技术管理的重要核心之一是人员管理。研发人员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本和主导资源，具有典型的稀缺性、创造性、主导性、体验性以及高信息需求等异质性特征，能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满足研发人员的异质性需求，激活其创新潜力和活力，是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和管理技术人员的关键。        聚焦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异质性需求特征，运用创新网络嵌入理论，提出创新网络嵌入、创新效能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假设模型；借鉴成熟量表，设计相关测量变量的调查问卷；利用Spss 19.0和Amos 21.0软件，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269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创新网络嵌入对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并验证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关系嵌入仅对创新过程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效能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能感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能感在研发人员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过程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结构嵌入对创新结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从技术人员创新绩效管理的微观视角入手，探究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内涵、实质和影响因素，对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关系嵌入悖论进行实证检验和解读，提出提升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创新网络嵌入式开发策略，包括聚焦产学研战略协同和集群创新、强化关系网络建设和位置管理、营造宽松氛围以提升创新效能感等。     

社会保险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当公司违规时对CEO及时有效地进行变更是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之一，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董事会独立性是公司治理的灵魂，已有研究将董事会独立性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性，忽略了可能影响董事会职能发挥的其他社会因素，如董事会成员与CEO非正式关系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匹配程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社会独立性。        采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理论，从董事会监督职能有效性发挥角度，创新性地构建包含认知和关系双层的董事会社会独立性测量指标，以2011年至2014年沪深A股发生CEO变更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不同情景下，当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董事会社会独立性对CEO变更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董事会社会独立性越高，违规公司的CEO越容易发生变更行为，董事会成员与CEO关系亲密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相近所形成的较高的契合度使董事会无法客观公正地评判和监督CEO的业绩表现；②董事会社会独立性效应的发挥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和业绩表现有关，在民营企业和劣绩公司，董事会社会独立性的调节效应更显著；③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外部治理机制为董事会社会独立性的效用发挥提供了保障，董事会社会独立性只有在外部治理较好的情形下才会影响违规公司的CEO变更。        董事会社会独立性作为独立性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不仅在于保持结构的独立，还需要提升董事会的社会独立性。公司应严格把控“关系型”和“相似型”CEO，同时还应创造独立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保障董事会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技术创新网络惯例的治理功能及维度构建

  在技术创新网络组织中存在两种治理机制，一种是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契约和制度安排，另一种是关系治理等非正式的治理机制。正式的治理机制作为协调手段被网络组织广泛使用，但他们仅仅为网络行为主体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具体指向性使这些正式的协调手段对处于契约之外的众多无法辨识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         技术创新网络惯例是创新网络行为主体重复的交互模式，是一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通过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1个创新网络41家企业的深入访谈、资料查询和文档查阅，在了解技术创新网络发展过程中的运作模式和运行状况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过程，探析和归纳出网络惯例具有行为约束、关系规范和知识建构3种治理功能。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惯例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具有行为约束、关系规范和知识建构的治理功能，这些惯例在网络组织运行中可以有效指导组织成员的相关行为，促进创新网络中知识在行为主体之间的有效传播和共享，协调组织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以保持网络稳定，还可以推动网络的变革和演变。网络惯例的行为约束功能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它影响着关系规范功能和知识建构功能，同时关系规范功能也促进惯例的知识建构功能，而创新网络通过知识建构功能促进网络创新知识的搜索引导、收集整理和复制内化，进而影响整个创新网络的技术创新。         研究结果弥补了关于网络治理理论研究的一些不足，丰富和拓展了惯例在网络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中也可以对创新网络中各创新主体的合作行为、关系维护和知识获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增强对技术创新网络惯例在治理过程中的有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