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转变湖北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基于产业关联视角

湖北省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必须抓住机遇,根据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突出发展关联性强、拉动作用大的现代物流、金融、信息、现代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效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论中国会计服务业现状与发展

会计服务业对于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发挥着关键的支持作用,但中国会计服务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成长遭到忽视;从社会化产业对以会计服务业为重要构成的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入手,分析发现中国会计服务业存在规模小、业务单一、专业化程度不足、社会公信力低下、社会对会计服务业认识不足、产业内竞争同质化过高等问题;本文认为,从法规完善、壮大专业机构、形成产业链、对象多元化、人员培养和保护等多方面可以促进会计服务业的成长。     

高技术型现代服务业的产生机理与分类研究

本文在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特点基础上,根据产业创新理论和思想提出了高技术型现代服务业这一新的产业形态并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界定标准和分类进行了深入研究.高技术型现代服务业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这一新的产业形态,以知识、技术含量为核算标准,依据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修订现行统计制度和统计口径.     

宁夏产业结构演进实证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宁夏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经济取得了较快增长。但准确认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成果还要结合产业结构的演进程度。宁夏产业结构在近10年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农业比重高,增长慢;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宁夏新兴工业虽具有一定竞争力优势、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产业竞争优势明显,但这两大产业规模增长过慢,只有进一步实现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提高宁夏地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     

信息服务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探析

许多学者对信息产业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鏊有关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采用协整检验地方法,定量分析湖南省信息服务业与湖南省GDP的关系.发现湖南省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两者存在着长期的协同关系;尽管信息服务业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对GDP增长贡献较小;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结构具有优化作用.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计算区位熵指数(Location Quotient)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地理理论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2004-2012年24个省市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集聚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但是集聚不适度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价值链重构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间产业融合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范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对于正面临着严重资源和环境约束、亟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制造”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发展范式。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通过对两者融合过程中的价值链分析,认为融合是两大产业全部价值活动的有效组合及通过对这些价值活动所涉及的全体利益方进行优化整合而实现的有效制度安排集合的总和。在此基础上,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方式分为价值链纵向延伸、价值链横向拓展、价值链活动虚拟及价值网式融合四种类型,并对不同融合方式的实现机制展开了分析。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产业集聚、工资溢价与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通过工资外溢助推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尚不充分。文章首先验证三次产业集聚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工资溢价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以至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理论分析部分表明,产业集聚通过密度效应和集聚效应提升生产率,通过知识外溢等提升劳动者工资,工资溢价又在学习效应等的作用下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实证部分表明,服务业集聚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显著,且呈"U"型,农业则呈现倒"U"型结构,工资溢价可以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维度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文章提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等路径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财产确权为着力点,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居民收入多元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演化这种地缘现象的必然产物,其通过正的外部性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以辽宁省为例,通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组合的方式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指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现象存在但水平较低,且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都是很不均衡的,其发展滞后于制造业,找到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产业融合:深圳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未来产业部门多元化并行发展、互相促进的融合特征,将集中体现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并行互动发展;深圳服务业发展存在紧跟工业发展的适应性特征;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要求走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以增强服务业自主增长能力。     

结合城市定位的首都金融服务业需求因素分析

结合最新制订的北京市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职能定位，从城市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合作和金融功能实现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首都金融服务业面临的需求因素，以一个新的视角认识首都金融服务业。指出在首都金融服务业业务量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结构的调整以及与其他产业关联性的增强更为重要。     

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通过采用弹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以1990～2006年数据,对服务业及服务业内部各产业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效应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同的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不同的。基于分析提出了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各种政策建议。     

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产业革命

在概括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由知识经济引发的产业结构演变和发展的新趋向 ,指出知识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知识化将是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认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将来源于知识产业这一“主发动机” ,而经知识化改造的第一、二产业则将作为承重的“底盘”     

高技术产业关联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对策

高技术产业增长的乘数效应,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通过高技术产业间的关联效应,阐述了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突破性带动作用机制,并以产业关联的纽带作用为依托,提出了加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突破性带动作用的对策。     

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浙江省服务业发展为例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国内经济大省,浙江省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必须进一步重视服务业的建设发展。从省内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分析了省内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浙江省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首都住宿餐饮业发展的“四驱”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和首都国际化地位的确立与提升,拉动了北京第三产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住宿餐饮业作为社会经济中的"民生"行业,直接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服务于快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服务于越来越国际化的商务活动及旅游会展活动。本文在对首都住宿餐饮业与北京经济发展、国内外大城市住宿餐饮业发展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首都住宿餐饮业发展的四大内外源驱动力。     

陕西第三产业演进趋势及其内部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拉动了陕西国民经济增长,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十分落后,除受陕西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低的因素制约外,关键是其内部结构不合理。陕西第三产业仍然以流通部门等传统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而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兴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陕西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仍处于低层次水平,升级缓慢,从而限制了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拉动。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域与产业布局优化问题探讨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极,是全国海洋经济最为发达的强势区域,将会在国家新一轮海洋经济开发进程中再造辉煌。为此,需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认定区域综合优势,确认区域结构优化方向,特别是为区域产业布局作出正确安排,以利于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的成长方向;加大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实现海洋经济战略升级;依托优势海洋资源开发,促成海洋优势产业格局;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海洋产业竞争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海洋资产化管理体制,为海洋经济进步提供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在全国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中力拔头筹,发挥引擎功能和表率作用。